剑桥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市:巴黎、伦敦、纽约

引言 随着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现代文化中出现了“人口想象”。换句话说，本书所关注的多模态叙事和大众形象，出现在人口革命中：突然间，有更多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非常熟悉19世纪人口变化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城市化。早在1851年（万国博览会于该年举行），英国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主要城镇及其近郊”。1861年人口普查报告的序言指出：“虽然仍保有其乡村……英国已经具有城市人口占优势的特征。”到了19世纪末，法国、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城市人口也超过了各自的农村人口。但是，除了这一被大量引用的历史转变，人口层面上也发生了同样意义重大的事件，即一次名副其实的人口革命。医学、卫生、交通、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尤其是工业带来的繁荣，促使人口急剧增加。在欧洲各地，人的寿命在这一时期不断提高。在法国，如果出生在1800年，你活到二十八岁以上，就超过了平均水平；但若出生在1910年，你很有可能活到五十岁。在英国，从1800年到1910年，平均寿命从大约三十六岁提高到五十三岁。（长寿的维多利亚女王，虽然生于1819年，却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婴儿的高死亡率使这些数据有些水分，但那整个世纪的总体情况是清楚的：大多数人的人生变得更长、更容易预测。正如迈克尔·安德森所说的那样：“人们不再担心自己会因突发的、不可预知的事件而大规模死亡。”当然，从人口这个角度来说，**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18年的流感疫情，似乎使人类社会回到了古代。但是，这只是人口增长过程中的短暂中断。 这种人口革命通常被社会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轻描淡写为“人口转变”。从长远来看，它涉及欧洲与北美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较小的家庭规模）和低死亡率（长寿）的转变。但是，整个19世纪，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直线下降，这意味着人口爆炸：不仅仅是城镇居民增多，实际上就是人多了。在英国，这个欧洲城市化程度*高的国家，我们错误地想象其乡村人口日渐稀少。理查德·塞内特唤起了人们的担忧：伦敦人口暴涨的必然结果是“大片荒凉的田地和无数破败的村庄”。事实上，农村人口数量相对稳定，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有所增长，虽然没有城市那般惊人的增长速度。1901年，英国仍有超过700万的农村居民，大致相当于1801年的英国农村居民人数。农村看似人烟稀少，这只是因为城镇增长过于迅速。1801年，伦敦居民不到100万，到了1901年，其居民人数达到450万（大伦敦都会区的人口为650万），而英国总人口从880万增长到3200万以上。尽管法国人口增长相对缓慢，从2900万增至3800万（众所周知，法国是较早进行生育管制的国家），而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从1801年的54万多，飙升至1851年的100万，到了20世纪初达到约270万。当时各国总人口一直在增长，间或大规模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生活取代农村生活就成了常态。在欧洲，英国一马当先，其人口总量几乎翻了两番。整个19世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人口翻了一番，德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而俄罗斯的人口增长到原来的三倍。（爱尔兰人口因饥荒和大规模移民锐减，在人口普遍呈上升趋势之时，这明显是个例外。）20世纪初，这种惊人的人口增长被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视为“统计事实”以支撑其所谓“大众的反叛”。 事实是这样的：从公元6世纪开始到1800年，也就是说，在12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的总人口没有超过1.8亿。而从1800年到1914年，仅一个多世纪，欧洲的人口就从1.8亿增加到4.6亿！……历经三代人，便扩展成一个如此巨大的人类群体，像一股洪流般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奔涌、泛滥。 虽然*近的估算显示，这一百多年欧洲的人口变化是从1.88亿增加到4.58亿，但这种巨大的变化是不可否认的：几乎有250%的增长。我们无须深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对大众社会的令人沮丧的分析，而应该认识到他指出的是意义深远的人口变化，这一变化的方式同法国革命或工业革命一样激烈。 像詹姆斯·比利奇*近描述的那样，这股人类的洪流并不局限于欧洲。其中*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以英语为母语的移民定居地。这些地区的发展，靠不断循环的繁荣、萧条、出口援救来拉动。（从这些年输出的人口数量看，19世纪英国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似乎更加显著了。而事实上，这些移民成了殖民地社群的基础，他们将食品和原料运回祖国，又使人口增长得以持续。）例如，1900年，人口在10万以上的美国城市中心有38个（当时美国任何城镇的人口都不超过10万），而美国总人口从530万上升到7600万。受移民潮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的驱动，纽约的人口甚至比伦敦增长得更快，但其人口基数较低，从19世纪初的大约6万增长到1900年的300多万。像欧洲一样，20世纪初，美国城市总人口超过其农村人口。 城市人口集中，只是更广泛的人口革命的一部分。关键是，它使人口革命变得明显可见了。无论是在北美新世界还是欧洲旧世界，到处都是迅速发展起来的城镇，印证着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统计事实”。罗伯特·沃恩（Robert Vaughan）在1843年就将其定义为“伟大的城市时代”，大西洋两岸的很多后辈作家也认同这一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伦敦是城市之首。1891年，西德尼·韦伯注意到，伦敦的人口比爱尔兰多，大致相当于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人口总和；伦敦人的数量也超过挪威人、希腊人、澳大利亚人，或者瑞士人。到了1900年，大伦敦的人口比当时整个美国的人口还要多。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加（生育率超过了死亡率）而非移民。 这种人口方面非同寻常的变化所产生的文化反应，我将其定义为人口想象。有鉴于此，约翰·凯里在其《知识分子与大众》（1992）中描述的，针对人类洪流的、明确的现代主义敌意，仅仅是更广泛的文化反应的一个方面。这些反应始于现代主义发生之前，并没有单一的政治理念。19世纪的文化生产，确实有可能归结到人口想象的范畴。其中包括直接与人口数量相关的工业小说和贫民窟小说，如《玛丽·巴顿》（1848）和《雅戈的孩子》，以及避开了人口革命的、有关“可知社群”的地域小说，像《米德尔马契》（1874）。另一个方面的代表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鲁滨孙式故事和帝国冒险故事。这些文学作品，如《珊瑚岛》（1858），提供了从拥挤不堪的城市世界逃离的梦想。艺术方面，有故意避开人群的、描绘人烟稀少之场所的风景画［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也有描绘市井万象的城市风俗图（比如威廉·鲍威尔·弗里思的全景作品）。舞台上，我们可以看到表现城市弃儿及其他复杂主题的情景剧（《两个孤女》），这些戏剧被深深地打上了人口增长的烙印，就像它们被深深地打上政治和社会革命的烙印一样。 人口革命也对各种类型的作家产生了更加微妙的影响。维多利亚孤儿是个象征性的角色，无论是孤独的简·爱和露西·斯诺、脆弱的奥利弗·退斯特，还是命运沉浮的贝基·夏普，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甚至作者本人的现实：露西·斯诺不是夏洛蒂·勃朗特。然而，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的突然死亡，的确与19世纪早期的意外死亡精算概率相吻合，因此至少从这一方面看，露西·斯诺就是夏洛蒂·勃朗特。整整一个世纪，老龄化和长寿成为人们反复关注并参与的话题。而到了世纪末，与人口变化趋势相一致，小说中的人物开始活得更长久，整个家庭也不再那么容易支离破碎。下面是几个著名的例子，让我们看看“精算”的现实是如何开始以想象的形式呈现的。在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1914）中，葛丽泰·康罗伊的恋人，工人阶级的迈克尔·富里年纪轻轻便死去了，可葛丽泰·康罗伊自己却能活到成年，有机会回想迈克尔的早逝；而加布里埃尔·康罗伊年长的阿姨们，与上一个时代的音乐大师有过直接的接触。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1925）虽然是一部创作于**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小说，但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长寿。彼得·沃尔什还以为达洛维夫人的姑妈海伦娜·帕里小姐是一位去世多年、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物呢。可到了小说的结尾，在克拉丽莎的宴会上，我们终于发现，“帕里小姐还没死；帕里小姐还活着”（《达洛维夫人》，第233页），她仍然热衷于谈论查尔斯·达尔文对她的缅甸兰花之书的评论，而此书“1870年之前已经出了三版”（同上书，第235页）。同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大规模的屠杀之后，对生命变得更安全的普遍期望，明显成了文学作品的预设背景。例如，在伊丽莎白·泰勒的《海港风景》（1947）中，退休的伯特伦·海明威是*活跃的或者说*爱掺和的角色；在小说的结尾，他与离异美女托莉成双成对，标志着两人生活新阶段的开始。此前，仿佛是为了清楚地确认“叙事游戏”已经有所改观，医生卡佐邦向他的妻子小说家贝丝（其作品中对临终场景和葬礼的描写广为人知）保证，这年头没人必定死于肺炎。（在小说出版的两年前，亚历山大·弗莱明、厄恩斯特·鲍里斯·钱恩、爱德华·亚伯拉罕已经因其对青霉素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工作对研发现代抗生素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此后，在世界上较富裕的国家，长寿成了常态，21世纪的文学和电影都对此有所涉及。认识到人口数据的变化和“第三龄”的概念，2006年，美国人文基金会以“老年探索：有关老年的电影和文学的出现”为主题，在十四个州举办了系列讲座，放映了相关影片，并展开了讨论。涉及的材料包括英格玛·伯格曼、大卫·林奇、葆拉·马歇尔的作品，他们都在虚构的形式中探讨了长寿的话题。除了这些明确的讨论，我们还可以通过国际流行文化中日益更新的想象，来追踪关于寿命预期的“漫长革命”。例如，如果大多数英国人还是像在1800年那么短寿，那么，《骇人命案事件簿》（1996— ）中令人啼笑皆非的谋杀者就不会具有同样的讽刺意味。如果在风景如画的英国村庄，死亡率像该系列小说暗示的一样高，《骇人命案事件簿》或许仍会被当作现代哥特式小说来阅读，但绝不可能被改编为轻松愉快的电视节目。 如果用人口想象去指代自1800年以来所有人口变化带来的文化反射，包括人口爆炸性增长、更长的寿命、更小的家庭、移民等，人口想象就势必会涵盖远远超过任何学术专著可能合理讨论的范畴，从隐居乡村的浪漫主义诗歌，到不断延展的维多利亚城市小说，再到当代好莱坞的僵尸或外星人入侵。在这里，我希望把讨论的范围缩小一些，将重点放在人口想象的**阶段，即应对19世纪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我将提出五个方面，来回应大众的问题。这些方面，大致可归纳为大灾变、犯罪、超自然、视觉、原生态。本书将讨论三种新的文类（火山灾难叙事、犯罪剧、城市幽灵故事），并思考一种成熟的艺术类型（城市风俗画）是如何变化的，*后论述一种看待人口与其他物种关系的新方式的兴起（反对用动物毛皮做时装的原始生态运动）。约翰·凯里认为，正是在对“大众”（或者被少数知识分子看作“大众”）的敌意反应中，实验现代主义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1870年通过《教育法案》普及了教育之后的英国。但我认为，类似的态度，很久以前就存在了。我探讨的一些主要材料都是比较出名的：例如，爱德华·利顿·布尔沃（即后来的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的《庞贝城的末日》（1834），继欧仁·苏《巴黎的秘密》（1842—1843）之后的犯罪剧，以及J. S. 勒法努和亨利·詹姆斯的城市幽灵故事；其他的材料也许不那么为人所知，比如，奥古斯都·马尔雷迪的城市风俗画、“羽毛联盟”开展的各类活动。本书主要关涉19世纪的城市想象，这一研究明确强调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统计事实”；它关注的不只是城市生活，而且是无处不在的绝对的数字压力。 本书并不是一部（从政治和审美角度）描述作为集体主体的群众的书，不是有关文学、有关19世纪公共领域的书，也不是分析人与城市主体关系的书。这些领域别人讨论过，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也讨论过。我在此想探讨的是，人口想象如何通过文化形式来运作，而并不总是强调群众。瓦尔特·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一文中认为，巴黎群众是波德莱尔城市抒情诗的必要历史条件：无须在诗里明确提及，巴黎群众是他所描述的城市经验的决定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想法是：人口爆炸并不总是直接引发一整套文化形式，却是其发展的基础。 19世纪的人口想象是流动性的。我在这里讨论的许多重复的主题，如火山灾难，是“多模态”的，跨越通俗表演、歌剧、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的类型界限；而时尚，我*后一章的主题，涵盖了新闻、物质文化、国际商务和日常生活。那么，我的方法必然是跨学科的。但如果我讨论的这些材料不在意类别界限，那么它们中的大部分就会在不同意义上流动，且能很轻易地跨越国界。在史无前例的城市发展时期，有关城市街道的故事和图像成为民族文化的素材，也许并不奇怪。但城市也超越了国家，有些城市主题和素材，无论属于高雅文化还是低俗文化，都能相当轻松地跨越语言和其他文化壁垒。这是一种国际性的（或许，更准确地说，是跨国性的）城市文化：犯罪剧将人群吸引到圣马丁大道，也会吸引到斯特兰德街（也称河滨路）和波威里街；能让梅瑞恩广场上的读者惊悚的读物，也可能会使华盛顿广场上的读者战栗；能打动皇家学院的城市风俗画，在纽约和布法罗也同样受到青睐。流行的戏剧和小说被翻译、转载、改编，而原创者通常几乎得不到什么经济回报；一定的城市类型主题—报童、卖花女等—在绘画中不断地重现。我的讨论所涉及的这个时期，都市时尚也越来越成为跨国性的了。图像、故事、物资，迅速穿梭在国境之间。具有异国情调的羽毛和毛皮进入了巴黎、伦敦、纽约；受到激增的法国时尚杂志和报纸专栏的怂恿，被制成别致的羽毛帽子和海豹皮大衣，之后很快运到其他城市。我们将看到，反对用动物毛皮做时装的原始生态运动，也是跨大西洋的。 这种流动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因为伦敦或纽约的生活，与英国或美国农村地区相去甚远，而与巴黎更加接近。国与国有诸多不同，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现代城市生活共有着跨国界的相似轮廓；伴随人口增长的类似经验，以及有朝一日过上富裕生活的共同幻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惯习”（habitus）的趋向。这里数字又发挥了作用：1800年，伦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百万居民的城市；到了19世纪50年代，巴黎和纽约也达到了这个规模；到了1890年，又有六个城市加入其中，包括芝加哥和费城；而到了1920年，数字增长到了二十个。*大的城市确实变得非常大，实际上变得更像国家（就其经济实力来说）或者说是城邦。这些“想象的共同体”拥有自己的报纸和新闻媒体，但也会分享人们在资历更老的超级城市伦敦和巴黎的所读、所看、所穿；而这两个城市一直在提供城市生活的范式。没有单一的国际城市文化，但在形形色色的城市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当高程度的相似性。 我们早就意识到这种文化国际主义的一些不对称方面，这与帕斯卡·卡萨诺瓦在《世界文学共和国》（2004）中所描述的有所不同。卡萨诺瓦认为，到了巴黎，文学商品才是神圣的；而我则希望，本书描述的19世纪文学电路图，没有单一的中心。然而，巴黎对跨国人口想象的影响仍然很大，其霸主地位众所周知。查尔斯·狄更斯、威廉·萨克雷、威尔基·柯林斯、汤姆·泰勒、爱德华·布尔沃·利顿、M. E. 布拉登等，都写过巴黎这座现代都市，或直接借鉴过法国文学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戏剧界和时装界一样，法国的主导地位毋庸置疑。正如阿勒代斯·尼科尔在1946年写的《十九世纪晚期戏剧史》一书中所说的那样，1850年，英国的戏剧处于“随意剽窃法国”阶段。19世纪下半叶，这种借鉴现象一直持续着。尼科尔引用了珀西·菲茨杰拉德在1881年所做的悲观评论：“现在可以说，英国戏剧舞台几乎只能靠法国戏剧支撑了。”在1897年7月发表的题为“法国入侵”的文章中，爱德华·莫顿做了同样悲观的评价：“当前，世界*大帝国之首都提供的戏剧演出中有一部戏，只有一部戏是由英国著名剧作家创作的。”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国际版权意识薄弱的结果。查尔斯·狄更斯小说中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试图谋求为英国剧院经理翻译法语戏剧的职务。他不是**个，也不是*后一个这样做的人。例如，查尔斯·基恩在担任公主剧院的演员兼剧团总监的*初三年里，买了11部法语翻译作品，总价为1135英镑。在圣马丁门剧院这样的场所，不管上演了什么观众喜爱的戏剧，都可以迅速地翻译并提供给阿德菲剧院或公主剧院，甚至是特鲁里街剧院。同样的戏剧，在纽约、波士顿或者费城都是笔好买卖。虽然版权意识薄弱，或者说缺乏版权意识，导致了这种快速流通；但是，如果城市主题和情境不为国际观众服务，这些剧作也不会如此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