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中国与维多利亚想象.缠绕的帝国

引言 颠倒的英国和中国 如同欧洲当时的情况，19世纪的中国孕育着变化和预言。这个世纪见证了西方革新坚定地侵蚀这个两千多年里未曾改变的文明……事实上，尽管大体上本土保守主义坚固且不可渗透，但机警的中国人在离开内陆家园时，无不意识到中华帝国的范围内正在发生着不可抗拒的入侵，除非灭绝外国人并消除任何朝向外来事物的转变，否则永远不能退回到从前。 朱利安·克洛斯基，《总税务司：北京的风流韵事》（1900） 如果中国人能在自己的国度与我们的工匠竞争，那么，尽管他们在智力和力量上存在劣势，却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鼓励和教导，以达到和外国对手旗鼓相当的水平，并且他们要求的报酬更低，这样还有什么是他们不能达成的？现在，这些中国人来到英国，事态进一步发展。当劳工和制造阶级发现自己长时间的流离失所是由他们鄙视的中国人造成的，他们不应感到奇怪，这些务实且勤劳的中国人已将他们远远甩开。 瓦尔特·亨利·麦华陀，《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1872） 想象的可能性 情景一：1905年，香港—位于中国边境的英国前哨站。英商在亚洲开办的大印书馆别发洋行出版了笔名为“贝蒂”的作者创作的《截获的信件：对香港社会的温和讽刺》一书。作者是一位居住在香港的英国女性，她的信件*早出现在当地的英文日报《德臣西报》上。信件集的*后是一封来自未来的信：她的孙女“贝蒂三世”以身处1960年的视角回信，记录了她对“祖母”度过青春的那个地方的印象。如同托马斯·麦考利笔下的新西兰人审视他从未去过的伦敦一样，贝蒂三世设想的香港与苏丝黄的世界相去甚远，也与成为另一股全球势力之金融中心的殖民地截然不同。她在电报中解释，她所认为的香港是“为英国人谋求利益的，而香港这个棕榈树之地可能被误认为是一个管治良好的英国的郡”。多亏有了伦敦至九龙的单轨铁路，贝蒂三世来到了香港。她乘坐时速超过二百英里的列车，从查令十字街出发，穿越了英吉利海峡隧道，花费五十个小时从宗主国抵达其*东端的直辖殖民地。 贝蒂的预估是错误的。香港注定不会成为珠江三角洲上的英国。尽管严重误读了香港和中英关系的未来，她却提供了珍贵的指南，重现了维多利亚人想象里的中国以及他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她的书强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即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将持续与全球帝国主义的未来和成功紧密相连。它暗示帝国将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的网络：中国、印度、日本、非洲、澳大拉西亚和美洲组成一个充满差异却相互交织的系统。它将帝国延伸扩展至印度以外很远的区域；九龙，而不是加尔各答，成为这条单轨铁路的终点。贝蒂的书本身由一家设在中国的英国出版公司（在上海、横滨、新加坡等地设有办事处）出品，以日报形式出版，满足了远离家乡的殖民者的阅读需要。这表明帝国内以及有关帝国的文学创作的复杂性：众多且分散的出版发行渠道，在特定地点、某些区域和帝国范围内的潜在发行量，以及这些作品既强调本地话题又连接起帝国主义需要的更大的治理结构的能力。 情景二：1898年。在西方关于帝国未来的讨论中，中国占据*重要的部分：帝国将扩张还是收缩？它从道义上讲是正当的还是沦丧的？英国与其竞争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会保持稳定吗？还是说，亚洲和非洲的新现实会改变英国在这些地区的优势？具体来说，因在中国和周边地区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失利，英国的贸易和海军在东方的霸权受到了威胁。日本已侵略朝鲜，俄国夺得旅顺港，美国正在为控制菲律宾而战斗，德国正在青岛建立军事基地。长江流域地区很可能引发列强的争夺；分割中国的可能性愈发凸显，引发了英国公众的想象。 在大不列颠联合商会的赞助下，担任维多利亚女王助理和国会议员的海军上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爵士，游历了中国。稍后在1899年，他将其撰写的报告出版成书，书名为《中国的分裂》。在“瓜分”中国的呼声愈演愈烈的同时，进行中的南非战事也引发了英国民众的关注，在此情况下，贝雷斯福德认为，“维持中国人的帝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利益和荣誉的关键”。这也是英国政府的观点：不允许中华帝国崩塌。英国的目标是支撑住清王朝，以保护维多利亚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好避免更直接的干预。贝雷斯福德告诉中国官员：“英国商业界，乃至全体英国人民*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大英帝国在领土、势力范围或保护国的形式上有任何扩张。”（13）他进一步预测，若中国崩塌，将可能引发世界大战。 与贝蒂不同，贝雷斯福德的观点几乎都是对的。中国并未分裂，英国也没有积极去扩大自己在干涉中国事务中的作用。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00年的夏天，这场组织松散的反洋运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发生冲突的那个夏天，首都的大量西方人被迫藏身于英国公使馆，直到军队前来解围。解救行动包括侵略华北地区和开展深度的外交干预，这使得中国的统治者们不得不逃离北京的宫殿。但入侵军是国际部队，包括美国和日本军队，而相对较晚加入的德国、意大利和俄国则没能利用这次运动来扩大它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一个更强大的英美联盟就此形成；在西方观察者看来，清王朝一直步履蹒跚，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取而代之。 在以上两个情景中，贝蒂和贝雷斯福德分别表达了英国与中国关系发展的不同可能性。两种不同看法正好强调了托马斯·理查兹的观点，即大英帝国是在漫长的19世纪中“集体主义即兴创作的一个产物”。贝雷斯福德提出，在竭力维持中国内部不稳定的现状时，亟须小心谨慎。他反对直接迫使中国割让领土，赞成军事化协助，以确保英国控制超过百分之六十四的“中国全部的对外贸易”（13）。与此同时，在贝蒂设想的未来中，英国能将中国人改造成黄皮肤的英国人。她预见了一个世界，殖民地在本质上已经融入宗主国。这两位作家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中国之于维多利亚人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并且让我们感受到，在那个世纪之交，中国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关系总体上仍然是不确定的。 缠绕的帝国 通过文章及论证，贝蒂和贝雷斯福德向我们展现出维多利亚时代的每个英国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即意识到他们的帝国与其他帝国相互联系，现代帝国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错综复杂地相互联系在一起。19世纪晚期，人们普遍认为，大英帝国并非一个庞大的、地理上分散的地点的集合，这些地点也没有通过与一个假定祖国的联系来定义自己。相反，维多利亚人及其对话者们知道，大英帝国是从众多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的，帝国的形成源于欧洲各国以及众多非欧洲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源于不同文明和世界不同地区知识系统的结合。例如，他们清楚地知道，默默无闻的克里米亚半岛实则十分重要，因为它是汇聚了俄国、土耳其及大英帝国间紧张关系的焦点地区。惨痛的经历让他们学会不要低估像南非祖鲁族这样有抱负的群体。他们也知道，有必要建设和运行其他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发挥其强大的象征、思想甚至文化的力量，如同他们在巴西所实行的那样（巴西在1889年前本身就一直是一个“帝国”）。 我给这本书加了个副标题“缠绕的帝国”，是因为“缠绕”一词强调：我将英国文本中塑造的中国和中国人，作为研究英国和世界其他部分互动这一更大模式的案例，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三个基础方面。**，这个词让人联想起玫瑰和荆棘这类植物缠绕或扭曲在一起的意象，伴有各种蕴含共生和潜在寄生的含义。它准确定义了帝国之间相互适应和构想的方式；互动对生存是必要的，且可能带来破坏。它也恰当地描绘出帝国的两面性，通过英国人在海外和本国的社区加以体现，本书会介绍二者间的相互联系。第二，“缠绕”意味着环绕或拥抱，再次如玫瑰和荆棘一般。跨文化间的亲密关系及其表现方式是我研究的重点对象。因此，“缠绕”是一个恰当的隐喻，以强调众所周知的个人和政治跨越文化和地理空间的融合。 第三点即*后一点，“缠绕”（entwined）令人想起它在词源学上“成双”（twin）或“两位”（two）的含义。它指向多个相互关联和相互构成的代理概念。这个词的使用强调了我的论点，即中国人和中国在英国文学中表现为想象的人物及文本对象，正是因为他们是跨越整个大英帝国的重要社会行动者—从德兰士瓦的矿山，到伦敦莱姆豪斯臭名昭著的鸦片馆，再到上海的公共租界。“缠绕”因此意味着一种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虽然它暗示了一种不平等的或者较隐晦的关系，却能扩大我们的帝国视野，超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自我和他者的传统范式。“缠绕”从而打破了自上而下的或中心论的帝国主义及其文学创作，强调了帝国的话语是内部和外部参与者进行的对话。 我承认，提出英国和中国在某些方面成双成对，是具有潜在问题的。**，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读者认为本书将并置英国和中国的文本，然而《中国与维多利亚想象》显然是关于英国文学和文化的作品。第二，它可能表明英国和中国这两个单一的庞大体系是相互矛盾的，而我重点强调的是如植物卷须般的交错关系，每个部分能联系到其他部分。但是，这本书真正介入讨论的是多元化的帝国主义，它展示英国人如何通过与地理空间上名为“中国”的地方以及认同此空间的民族进行交流，以不断调整英国人的不同帝国主义版本。 事实上，“缠绕的帝国”对于英国和中国意味着什么？当看到“缠绕的帝国”时，我们会如何理解帝国文学创作？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从几个方面重新确定帝国主义文学研究的方向。 1. 它要求我们扩展或改变了解19世纪英国帝国主义的方式。一旦我们接受“缠绕的帝国”的概念，我们就可以采用新鲜的眼光回归到以往关于帝国主义各种各样的争论，主要是有关“非正式的”帝国主义、商业帝国主义和超帝国主义。有两点可以将非正式的帝国主义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依赖性争论区别开来。**，我的镜头对准文学和文化研究，这意味着我的重点是话语和修辞，而不是经济基础。第二，本研究采用当前的方法论工具来思考全球化和历史编纂，使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成为地缘政治范畴的一部分，强调文化和社会互动方式的多样性。以这种方式重新审视非正式的帝国主义，也允许我重新提出“大英国”的概念，这一概念为维多利亚人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标题，他们可将超越正式帝国主义掌握的各种联系和影响归至此标题下。 2. 本研究对当前关于帝国主义和文学创作的批判性辩论的一个关键干预是，直接比较殖民地领域的文学创作和在英国的相关创作。通过记录在东亚的英语作品令人惊讶的和充满活力的出版场景，本研究认为，在海外出版作品的英国人以不同方式理解他们与“东道主”环境和帝国主义未来的关系，不同的出版模式也表明了帝国主义运作的显著地方特征和帝国政策应用间的不平衡关系。该研究还调查了当地的创作如何比宗主国的创作更有自我意识，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什么样的环境引发了后来在乔治·奥威尔的《猎象记》（1936）等作品中明显出现的那种自我意识和伦理困境。尽管欧亚混血和其他多血统群体的声音不是特别突出，但在殖民地，男人尤其会公开宣布自己的异族通婚。这一现象在宗主国被掩盖了，正如“黄祸”作者M. P. 希尔的例子所示。西印度裔和混血儿的身份，既不会阻碍他塑造典型的帝国英雄，也不会阻碍他利用令人不安的亚洲人的刻板印象。 3. 这项研究重新定位东方主义，不仅将其扩展至中国，而且将东西方重建为一个复杂的、缠绕的帝国的网络。基于刘禾等学者的工作，本研究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英国人是如何在亚洲舞台上定义主权的？以及他们如何置身于这样一个社会？他们非常清楚，在那里他们被对话者们认定为野蛮人。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着眼于在中国和有关中国的文学创作，以了解中国在一片连续的“东方”空间里的功能，正像贝蒂的单轨铁路连接着中东、印度、东南亚和东亚（它定义了可比性和臣服性，但没有认定这些对象是具有相同意义的）。尤其是中国，它有助于打破帝国主义话语只是把自己投射到另一个空间的假设。例如，英国作家意识到他们在中国的边缘地位，纠正了以下观点：东方主义仅仅提供了一个幻想形象，预先准备好如何应对他们将遇到的景观、人物和文化系统。此外，他们所遇到的许多明显的“文明”性质—建筑环境、考试制度等—使得简单的等级划分成为不可能。 4. *重要的是，研究“缠绕的帝国”强调，需分解一个统一的“东方”概念。这样做可以让我准确地区分出帝国文学处理正式和非正式帝国空间的方式的异同点。这让我能够分离出一种方式，使得这些作家能够比较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不同殖民地空间（通常是印度和中国，但也包含非洲）。并且让我能找到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文学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控制。因此，恢复中国在英国的帝国想象中的地位，就坚决要求观察维多利亚人所看到的东方主义—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不稳定的、有时与意识形态不一致的手段，来应对他们在亚洲及其以外的地位变化。 这个项目酝酿已久。20世纪90年代，我作为博士生开始研究这份素材时，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和维多利亚人关系的研究著作。而在过去五年里，学界爆发了对此研究的兴趣。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新出版物并未出现在此书中，但我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了解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这个主题的生动对话。世界文学概念的出现及其建议重新调整跨文化和跨时代阅读的观念，是值得一提的另一项发展。我在方法论上的兴趣比起戴维·达姆罗什和佛朗哥·莫雷蒂等人更具历史性，但我的方法和他们的方法之间有重要的协同作用，表现在强调流通与地点改变文学和文学接受的方式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