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25周年纪念版)

　　在流行的意象中，民族志学者已经从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权威的观察者（也许玛格丽特·米德是*好的代表），转换为德洛里亚在《卡斯特为你等之罪而死》（Deloria 1969）中描绘的不讨好的形象。的确，这帧负面肖像有时候凝固为一幅漫画——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家带走部落的知识而毫无回报，把粗糙的画像强加于敏感细致的人们，或者（*近）成为老于世故的被访人愚弄的对象。这些肖像画差不多也和参与观察的更早的英雄式版本一样是现实主义的。民族志作品真的陷入了一个充满持续和变化的权力不平等的世界，并继续卷入其中。它叙述权力关系。但它在这些关系中的功能是复杂的，经常是情感矛盾的，潜在地是反霸权的。　　不同的民族志游戏规则正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出现。一个研究美洲土著文化的外来者可能期待——也许作为继续研究的必要条件——为支持土著的土地要求而在诉讼中作证。国家和地方的本土政府如今对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正式限制。上述情况以新的方式决定了关于特定的那些民族什么能够说，特别是什么不能说。一类新人物出场了，那就是“本土民族志学者”（Fahim，ed.1982；Ohnuki-Tierney 1984）。研究自己的文化的局内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的深度。以独特的方式，他们的叙述既获得了力量也受到限制。加于民族志实践的各种各样的“后一”或“新一”殖民规则并不一定会鼓励“更好”的文化叙述。判断一个好的叙述的标准从不曾稳定下来，而是不断变化的。但从所有这些意识形态转换、规则变迁和新的妥协中出现的事实是，一系列历史压力开始在研究“对象”方面重新定位人类学。人类学不再带着自动的权威替那些被界定为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原始的”“前文字的”“无历史的”）说话。其他人群不再那么容易被抛人特殊的、几乎总是过去或正在过去的时代——把他们表现得仿佛他们没被包含在当下的世界体系之中，而正是这些世界体系把民族志学者和他们所研究的人民一道牵连其中。“文化”并非为了要被描绘而静止不动。试图使文化保持静态，必然包含了简化和排除，选择暂时的焦点，建构特定的自我一他者关系，以及一种权力关系的强加或谈判。　　战后对殖民主义的批评——对“西方”表述其他社会的能力的削弱——已经被对表述本身局限性的重要的理论化过程所强化。我们没办法充分考察对维柯（Vico）称之为文化史的“严肃诗歌”的各种各样的批评。立场层出不穷：“阐释学”“结构主义”“心态史”“新马克思主义”“谱系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还有大量“替代性认识论”——女性主义的、民族的、非西方的。至关重要但并非总是得到承认的一环，是正在进行的对西方*自信、*有特色的话语的批评。不同的哲学可能暗中拥有这一共同的批评立场。例如，雅克·德里达对从希腊先贤到弗洛伊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拆解，沃尔特·J.翁对识字后果的相当不同的诊断也全面拒绝了人类这个庞大的群体几千年来解释世界的制度化方式。对思想的霸权模式的新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的、编年史作者的、福柯信徒的），与*新类型的文本批评（符号学、读者反应批评、后结构主义）都深信，那些在历史、社会科学、艺术甚至常识中似乎是“真实的”的东西，总是可以分析为一系列限制性和表现性的社会准则和惯例。不同类型的阐释哲学，从狄尔泰、保罗·利科到海德格尔，都提醒我们，*简单的文化描述也是有目的的创造，阐释者不断地通过他们研究的他者来建构自己。20世纪的“语言”科学，从索绪尔、雅各布森到沃尔夫、萨丕尔、维特根斯坦，证明系统性、语境性的言语结构确实存在，正是这些结构决定了所有现实的再现。*后，在许多研究领域，修辞重新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几千年来它一直是西方教育的核心），从而可能对约定俗成的表达模式进行细致的剖析。新修辞学结合了符号学和11话语分析，关注肯尼斯·伯克所称的“涵括情境的策略”（Burke 1969：3）。比起关注怎样说得好，它更多地关注在一个充满公共文化符号的世界，到底如何说，如何有意义地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