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饭碗

　　兴许，许多和新中国一起走过来的人，还记得开国大典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放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共产党能打赢战争，却无法解决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能不说，这位冷战政策的制定者，一下就抓到了中国的命根子。吃饭问题，的确是中国历来*大的软肋。 粮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粮食，而是历史演进的规律、民族兴亡，以及生命的无穷奥秘所构成的自然与文化的混合体。它是每一个生命*基本的需要，也是历史*直接的载体，它内部包含着巨大信息量，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超越。如果说生存权是*大的人权，粮食就是它*基本的底线。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春秋时期，在《尚书·洪范》中，列举了治国理政的八个重要方面，而解决好人们的吃饭问题是**要务。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这是东汉政论家王符的一句箴言。对于任何一个时代而言，人民都是国家的基石，粮食则是人类的命根子，而粮食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定盘星”。这是永恒的真理。 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追溯中国粮食必从五谷开始，上古的神农，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开创了中华农耕文明之先河。何为五谷？古代有多种说法，一般指稻、黍(俗称黄米)、稷(一说为谷子，一说为高粱)、麦、菽(大豆)。又有注释：“谓粳米、小豆、麦、大豆、黄黍也。”五谷可谓中华文明的起源，炎黄子孙以“五谷为养”，孟子云“五谷熟而民人育”。除了五谷之说，史上还有百谷之说，那养命的粮食说来数不胜数。历朝历代，始终把解决天下生民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汉文帝刘恒、昭帝刘弗陵都是被后世尊崇为深怀仁义之德的明君典范，他们先后诏告天下：“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然而，数千年来.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却一直难以种出足以养活中国的粮食。追溯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既是一部以粮食为主的农耕文明史，也是一部天灾与人祸交加的饥荒史。历史上的每一次凶年饥岁，又无不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说穿了就是饥民起义。为了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中国农民一次次揭竿而起，当他们被逼到了“人相食”甚至是“易子而食”的残忍绝境，战争已不是*残忍的选择，哪怕吃上一顿饱饭后立马死去，也比沦为一个倒毙于荒野赤地的饿殍更加心甘。 当千古帝制终于被推翻，一个身影站在了历史入口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他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三讲中，讲的就是吃饭问题：“常常有人说，天下无论什么事都没有容易过吃饭的……殊不知道吃饭问题就是顶重要的民生问题。”随后，他话锋一转，将这*容易又顶重要的吃饭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的。”而他提出的奋斗目标是，“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有很便宜的饭吃”。这并非多么崇高的理想，而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目标，但却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以实现。中山先生认为，首要是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根本的问题。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经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的资源，人类一直并将长期继续在土地上生存和发展。而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粮食是命根子，土地则是命根子的命根子。为解决土地问题，中山先生指出了-条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才算农民问题真完全解决。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先生就与世长辞，他的愿景在军阀混战、外寇入侵的烽火连绵的乱世中，变成了一个难以实现的遗愿。战乱中的中国也是一个饥荒之国。据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三百万至七百万人死于饥饿”。按他的推测，在民国存续的三十八年间，中国死于饥荒的人口数量至少两亿，这远远高于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而饥荒对人类的灭绝远胜于战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目睹了战乱和饥荒给中国人带来的如地狱般的情景：“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在赤日炎炎下，久早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 谁能拯救一个饥荒的国度和饥饿的民族？在孙中山先生的背后，一个年轻高大的身影逐渐从苍茫时空中浮现出来——毛泽东。1910年春天，毛泽东还是一个是十七岁的少年，当他从韶山冲背着一个包袱走进省城，就遭遇了长沙城发生的抢米风潮。这股风潮的直接原因是湖南多地遭遇水旱灾害而导致粮食歉收、米价飞涨，而土豪劣绅又囤积居奇，将原本就半饥半饱、艰难度日的贫民逼到了无米下锅的绝境，长沙城中以挑水为生的贫民黄贵荪因无钱买米而全家自杀。这是一个导火索，猛地点燃了长沙人民反抗的怒火，为了一口救命的粮食，他们在军警的严厉镇压下冲向一家家米店和粮仓，而长沙抢米风潮很快又波及周边多个城市。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这犹如一场多米诺牌局的开端。这让一个忧国优民的少年强烈地感受到，饥饿引发的不仅仅是绝望的反抗，也不仅仅是一场血腥的镇压，而且是在连锁反应中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他预感到清朝——这个*后的帝国即将在此起彼伏的社会震荡中分崩离析。果不其然，一年后，那个在时空中延续了数百年的大清帝国，就在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在时隔八年之后的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已是一位挥斥方遒的青年才俊，而他*关注的还是吃饭问题。他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中大声疾呼：“世界什么问题*大？吃饭问题*大。” 毛泽东一开始投身革命，就是从解决农民、土地和粮食问题开始的，这对于一个农民的儿子，几乎是一种源于生命的本能。而他后来认为，中国农民一穷二白的状态两千年基本未变。 未变的原因是什么？*根本的，就是两千多年来的土地所有制一直未变。 这也让他为未来中国测出了一条道路——土地革命。他在党内**个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要依靠农民。他甚至提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农民的参与，民主革命便不能成功。然而，毛泽东的这些正确主张和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一开始没有被采纳，直到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七个年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之秋，中国共产党才终于认识到了毛泽东早就认识到的这一点。那是一次在危急关头召开的紧急会议，也是一次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会议——八七会议，会上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从此确立了依靠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 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不但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而且由此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就在起义当天，中共中央就在致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地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在起义的第二天拂晓，便颁布了《土地革命宣传大纲》，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设乡村政权、“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口号。起义部队在异常艰苦的南征途中，一路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许多老区人还记得，一些在战斗中受伤的战士，还裹着浸染着血迹的绷带，就在浓浓的夜色中打着火把，去老百姓家里串门，他们用陌生的口音，一声声地呼唤着老乡，那“打土豪，分田地”的声音，在他们沿途经过的乡村一路传播，让“耕者有其田”、让老百姓吃饱饭，这些简明夺目的基本价值，又构成了革命战争充满正义性的时代张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和开荒种地成了边区经济政策的灵魂。租低了，田多了，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在边区土地政策中得到了实惠的农民，吃饱了肚子，也成了边区政府和人民军队*坚强的后盾。可以说，很少有普通农民一开始是靠抽象的主义或理想投奔革侖，他们大都是通过土地走近了共产党。土地上生长的粮食，闪烁着生命之光的粮食，有时候可以让你舍弃一切外在的东西，抛开一切谜团般的幻象而回归生命的本源。而能够吃饱肚子，就是农人们获得的*感性的、直观的真理。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和斯诺有过一次彻夜长谈，他们的谈话一直围绕着农民和吃饭的话题。毛泽东谈到他的--个伟大发现，中国从来没有一部以农民为主角的作品，他希望农民能够成为真正的主角。 对于土地，充满了战略意义的土地，在同国民党的历史性大决战中被中国共产党人发挥到了极致。为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1947年夏天，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 正当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开展“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的土改时，1947年5月，在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五二〇”运动，其规模之广、历时之长、来势之猛、作用之大，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少见的。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当时，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多少年来，国民党把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当作*重要的口号之一，不幸的是他们太忙了，竟至于没有工夫去实行那位卓越的领袖所订的土地改革方案。——这是一份外国人办的报纸，但它说出了中国的真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有个有趣的估计：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这样一个既清晰又简单的比例，几乎把历史所有的真相都揭示了。 多少年后，曾在蒋介石麾下担任国防部参谋的黄仁宇，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形成了其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一次，他在翻阅蒋介石日记时发现，蒋介石终于看出“土地改革为胜败之关键”，然而，对这个关键的发现蒋介石实在太迟了。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在陕北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预言：“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