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方文化研究

　　四、以人为本、刚健正直的文化观念　　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是浙江人想发展、谋发展、快发展的不竭动力。历史上，浙江人很早就认识到改善人的生活品质，不仅是个人幸福的问题，更是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的不拔之基。南宋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强调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学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解决现实社会中的民生实际问题。近代学术大师孙诒让一方面在经学领域开拓进取，成为清代学术的殿军，同时又在时代的召唤下跨出书斋，在温州兴办近代工商业，殚精竭虑谋划发展民生，繁荣地方经济。现代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马寅初高度重视人口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大声疾呼要根据经济发展控制人口增长。这些浙江先民和思想前辈的实践与思考，正是浙江人文个性及精神中以人为本、注重民生观念的集中反映。　　以人为本、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怀，它一方面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寄情于人与人仁爱、人与社会和睦；另一方面培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关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中华民族的这一共同情怀在浙江人民安居乐业、治山治水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参观河姆渡原始艺术中那些驯服的猪羊、矫健的飞鸟、颗粒盈实的稻穗、生机蓬勃的花卉、光芒四射的太阳等纹饰、雕刻时，不难感受到河姆渡人热爱自然、赞美自然和融入自然的美好情愫。《白蛇传》中人妖爱情的感人，梁祝故事里双人化蝶的美妙，无一不是这一情怀的民间表达。如果说大禹兴修沟渠、疏导治水成功是追求与自然和谐的意识萌动和*初实践，那么西湖开发则是浙江人民在发展中改造自然、在改造中保护自然的典范。西湖本是半封闭的潟湖，日久成患，五代钱氏派人日夜疏浚，在湖滨广建庭院，兴建净慈寺，扩修灵隐寺，建钱塘四塔，才使西湖不仅呈现出旖旎秀丽的自然景观，更以其精致和谐的人文风情，融合形成了人间天堂的特色。浦江郑氏义门合居共炊延续了15世，历宋、元、明三朝，长达330余年，孝义持家，名冠天下，被赞为“江南**家”。这可以说是人我共生的典型注脚。　　求真务实是浙江人文个性及人文精神中*具本质的东西。浙江的发展历史，培养了广大浙江先民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社会实际，尊重规律、追求真理，重实践、讲实效的理性思维。这一思维在汉代就已相当成熟。东汉王充针对当时散布虚妄迷信的谶纬之学、虚论惑众的经学之风，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和抨击，“疾虚妄”“重效验”，主张认识必须以事实为对象，同时以效验来证明，要能够“订其真伪，辨其虚实”，使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当理学在明代越来越失去活力，成为人们思想与实践的束缚时，王阳明创立心学，鼓励人们摆脱理学的束缚，主张知行合一，反对“悬空”思索、“冥行”妄作，对主体精神和人的自我意识大加肯定和崇扬，再次彰显了浙江精神中蕴含着的务实、自觉的理性。王阳明以后，黄宗羲以其朴素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思想，成为明清之际思想解放、理性自觉的*重要代表；而从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思想，到马一浮的“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箴言，则可以看作浙江学人一贯的反对空话、强调务实的学术宣言。总而言之，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贯穿了整个浙江的学脉，是传统浙江精神创造的极其重要的成果。　　浙江的碧水青山，孕育了无数坚贞不屈的气节之士；而无数壮士英杰的涌现，又使浙江增添了刚健正直的气度。他们有的在国家危难、大厦将倾之时，挺身而出，以身报国；有的在重重困难之中，奋勇向前，决不放弃信念和志向。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忠臣方孝孺不畏强权，名将戚继光勇抗倭寇，大儒刘宗周绝食殉国。当国破家亡时，张煌言抗清不屈，以其气节为西湖群山增辉；在列强炮火中，“定海三总兵”披甲上阵，以其刚毅为民族史册树碑。更有“鉴湖女侠”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诗句，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骨头*硬的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对敌人“一个都不宽恕”，对青年却“俯首甘为孺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