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特的最后纪事(上、下册)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 1815—1882）作为一位伟大文学家的地位，经历过大起大落、时而受褒扬，时而遭贬抑，这不仅在英国文学史上没有先例，即便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不多见的，这一现象颇值得读者们玩味。 倘若把有志者的奋斗与成功，比作在茫茫大海上挥桨行舟，靠臂力、勇气和毅力划到彼岸，那么安东尼??特罗洛普正是这样一位当之无愧的有志者。他甫一投身文学就押上了大赌注。一八四三年至一八五年间，他利用业余时间，以爱尔兰为背景写了三部小说和一个剧本，近二百万字的写作均告失败。他的第二部小说《凯利一家和奥凯利一家》出版后，仅仅印行了一百五十本，他的经济损失为六十三英镑十先令一个半便士。不仅如此，他的出版商还毫不客气地告诉他说：“读者显然不喜欢什么爱尔兰问题。你得不到半句鼓励你继续进行小说创作的话。”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甚至有点蓄意伤人，但说出了实情。当时的爱尔兰不过是“《英国佬的另一个岛》”①，堂堂的“日不落”帝国的文坛，怎会屈尊对区区的爱尔兰问题感兴趣呢？ 一八五五年，他的《巴彻斯特养老院》一书出版，一炮打响，从一八五五年到一八八二年他去世为止，这二十七年中他的代表作品有： 六部巴塞特郡纪事系列小说《巴彻斯特养老院》（1855）、《巴彻斯特大教堂》（1857）、《索恩医生》（1858）、《弗雷姆利牧师住宅》（1861）、《阿林顿的小庄园》（1864）和《巴塞特的*后纪事》（1867），以及另一组系列政治小说《你能原谅她吗？》（1864）、《菲尼斯??芬恩》（1867）、《尤丝塔斯的钻石》（1870）、《菲尼斯回来》（1871）、《首相》（1874）和《勋爵的子女》（1876），另外还写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875）等独立名著。算上早期的三部，特罗洛普一生共写了四十七部长篇小说，外加短篇、传记、游记、特写等十六部，成为当时英国文坛上的大红人，与他同时代的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等文学大家并驾齐驱，甚至他往往还处于一马当先的地位，共同成就了英国十九世纪小说的创作高潮。乔治??艾略特当时曾感叹说：“要是没有特罗洛普的启发，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竟会为《米德尔马契》做出那么广泛的计划，或者竟会通过所有的情节发展坚持把它写完。”特罗洛普当时在英国文坛上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他*走红的时候，一部作品的收入高达三千英镑；到他去世之前，他靠写作得到的收入累计七万多英镑！一位研究特罗洛普的学者曾说，这笔钱放在今天，至少不下数千万英镑。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一个剧本名，内容涉及爱尔兰在大英帝国版图上的地位问题。 在特罗洛普去世的第二年，他写的《自传》出版了。在这部实话实说并不乏自豪的自传中，他把自己孜孜于创作的情况公布于世，其中*主要的写作时间在早餐前，他基本上能写出两千五百个单词；他声明，文学创作没有什么灵感一说，它和其他营生一样，是赚钱糊口的手段而已。一些文学批评家也许早已对特罗洛普竟然每年平均出版两三本大书感到迷惑，这下可算找到了答案，因此“机械的写作”、“一个文字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社会生活的记录者而已”等等恶评纷至沓来！这点，加之英国文学本身发展的一些原因，使得特罗洛普的文学声誉一时沉落下来。特罗洛普的文学地位在英国文坛跌落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英美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勇敢地承认了文学批评界对待特罗洛普的偏见和不公，并重新评价这位文学巨匠。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特罗洛普的文学地位不仅迅即回升到他生前的高度，甚至被抬高到了他的同辈作家狄更斯和萨克雷之上。特罗洛普是否当得起这个赞誉，我们先不必深究，不过他永远跻身于世界文学大家之列的两大法宝是无人可比的： 一是他的多产；二是他的作品质量稳而高。后者尤其难能可贵。牛津大学编选的一套举世公认的“世界古典名著丛书”收入了二十多种特罗洛普的小说，英国作家至今没有第二人能够享有这一殊荣！英美评论家几十年来对特罗洛普重新评价，对他的四十七部小说均有专著，却难以确认到底哪部小说是他的代表作，由此可见他的小说平均值之高。 二 然而，在特罗洛普本人心目中，他一直有自己的代表作，这就是他的长篇巨著《巴塞特的*后纪事》（以下简称《*后纪事》）。《*后纪事》出版后七年，他仍然公开承认“我写过的*好的长篇小说是《巴塞特的*后纪事》”，后来他又两次在他的《自传》中评价《*后纪事》：“从总体上看，我认为这部小说是我写出来的*好的小说”，“在下一个世纪还将作为英国散文小说作家而闻名于世的人物中，我不认为我的名字可能会留在其中；但是如果我的名字留在他们之间，那这一成功的持久性也许取决于普兰塔吉尼特??帕利泽、格伦康格夫人（《首相》中的男女主人公）和牧师克劳利先生（《*后纪事》中的男主人公）的特征。” 特罗洛普对《*后纪事》念念不忘，给予肯定，那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部小说呢？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克劳利先生是个什么人物？它的主要故事情节又是如何构成的？ 索姆斯先生，勒夫顿勋爵的代理人，丢了一个装有二十镑支票的皮夹子，相信自己丢在了克劳利先生的住宅。后来，克劳利先生把这张支票兑出来，还了他欠的几笔催逼到门上的账。在对证他从哪里得到这张支票时，他**次说它是索姆斯先生付给他的教俸。这个声明是错误的。第二次他说这张支票是阿拉宾教长的馈赠，但是这个说法又被当时正在耶路撒冷朝圣的阿拉宾教长在信中否认了。地方治安官对此事审理后，克劳利先生被交付即将到来的巡回审判接受判决，并被暂时保释出来。后来，克劳利先生因这个案子受到主教妻子普劳迪太太的迫害，被迫辞去教职。在克劳利先生遭受不幸时，副主教格兰特利的儿子格兰特利少校和他的女儿格雷丝陷入热恋之中，并坚持要同格雷丝订婚，但遭到了副主教的强烈反对，父子为此发生龃龉。就在巡回审判即将开庭时，这张支票的秘密被揭开： 它是阿拉宾太太临时装进阿拉宾教长送给克劳利先生的那个信封里的，但教长不清楚这一事实。这张支票原来是一个仆人从索姆斯手中偷走，作为应付阿拉宾太太的租金给了她。克劳利先生的清白得到澄清，委以新的教职。他的女儿格雷丝和格兰特利少校喜结良缘。 与这一条主线同时铺开的另一条线索，写的是： 布劳顿先生在商业区靠倒卖股票和放高利贷发了横财，成为新的暴发户。他的妻子靠这一财力过着一种无所事事的饱食终日的生活。布劳顿先生在商业区的生意不顺手，伙伴之间互相计算，因此整天借酒消愁。布劳顿太太则因夫妻没有爱情，生活乏味，精神空虚，借画家达尔林普尔先生在她家作画，和画家打情骂俏，但画家只是在和她逢场作戏，真心爱的是他的模特儿范??西弗小姐。后来，布劳顿先生因为面临破产而开枪自杀，布劳顿太太在丈夫尸骨未寒时却和一直算计丈夫的那个伙伴马塞尔波罗逃往国外，结为夫妻。画家达尔林普尔和他的模特儿范??西弗小姐终成眷属。 三 一个以拯救众生灵魂为职业的教区牧师，自己却偷了一张支票，犯了偷盗罪，这则消息会引起什么反响是可想而知的。世人不仅要对这件事的真相纷纷猜测，而且更要对犯罪的人的道德和为人品头论足，重新估量；法律要过问案情，宗教要清除罪孽；周围的人用什么眼光和思想看待犯罪的人，犯罪的人又用什么眼光和思想对待周围的环境……各种事件的进展，本地区的舆论的转变，他同主教府邸及其使者表面上的抵触，还有他孤独的内心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比特罗洛普一般写作更具悬念的叙述。的确，这点无疑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的成功方面，但是特罗洛普在他的《自传》中却不完全这样认为： 我对情节的发展从来没有感到满意过，这一情节包括一张支票的丢失、对偷它的牧师起诉以及牧师本人对那张支票如何到了手里的暧昧态度。我一点不能使自己相信，即使像克劳利先生这样一个人，竟会忘记他是怎么得到它的；那个一心想提供帮助的慷慨的朋友提供这些帮助，也不会通过第三者来支付那张支票。我承认这样的不足之处——同时还承认，一个情节所要求交代清楚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我也没有能够写得十分成功，令人信服。但是虽然承认这些不足，我却认为我以很高的准确度和灵敏性描写出那个不幸之人的头脑。我觉得，克劳利先生的自尊心、谦卑的为人、自身的弱点、凛然的正气和激烈的偏见，是描写入微的，描写充分的。特罗洛普这番话有相当的谦辞，但他所强调的东西是往往会被人忽略的： 通过表面事物，刻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事实上，我们顺着小说的情节看下去，*感兴趣、*为之所动的，也是克劳利先生的内心世界。他是一个具有狂热的为宗教献身精神的牧师。为了医治教民灵魂，发扬耶稣光辉，他在本职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把教区工作做得头头是道，把书教得一丝不苟，经常到*贫穷的教民中发扬基督精神。他恪尽职守换来的却是一年一百三十镑的教俸，不能养家糊口，负债累累，但是如果不是那二十镑把他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拉出来，也许他就要这么一辈子过下去了。“支票事件”把他推进了那个人心难测的社会的大漩涡中，照理说他应该想方设法使尽一切手段，哪怕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从这个大漩涡中挣脱出来。但是当亲人好友劝他请来一名律师为他出庭辩护，尽快摆脱这一案子时，他却打着没有钱雇用律师的借口，断然拒绝，而且找到了振振有词的理由： 我不要任何向我提出来挡住正义的事业或欺骗陪审团的建议。我在许多法院待过，知道那些受聘的先生们的工作是什么……我对自己的清白，或我自己的罪过，都没有什么话可说。但是我必须说，如果我，一个清白的人，被投进大牢，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这只是因为我没有钱买通一个律师为我说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就配不上我们习惯对它抱有的尊敬。 如果我是有罪的，那么我将不会罪上加罪，让任何人做假证明或反驳真理。不管他的话有多么丰富的内涵和哲理，对法律的缺陷的攻击多么切中要害，但从表面上看，他是和他所处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法律，发生了强烈的抵触。这样的行为在正常人眼里是荒唐的、怪诞的、病态的、不负责任的，连他*亲近的人都认定他脑子“出了毛病”，这是极其可悲的。悲剧在于他的头脑实际上是非常健全和清醒的。克劳利先生战胜加害于他的不可一世的普劳迪太太，其中很重要的手段不是他脑子里关于法律的博学知识吗？他一方面拒绝聘用律师，另一方面不是不辞劳顿跑到伦敦求助于大律师图古德先生，并直言他不相信周围的人吗？任何生命的存亡都首先取决于它周围的环境。克劳利先生的悲剧就在于周围的世界不理解他，却硬要来理解他，并逼着他去理解周围的世界。这样一来，理解与不理解这一矛盾就愈演愈烈，那么悲剧成分愈来愈多就是必然的了。 如果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是小说的主题，那么克劳利先生如何想周围世界则应该是这个主题的主题。周围世界不理解他，他却理解周围世界。他密切甚至敏感地观察着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从学校的孩子们的目光，制砖工人的语言，到他妻子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至于外界人士，那就更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表面上他似乎我行我素，而事实上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受着“周围世界如何想这件事”的约束。他拒绝聘请当地律师，那是因为他相信有比他们更高明的律师能调查清楚他是否犯了偷盗罪，所以他才有不为人理解的伦敦之行。他敢蔑视主教妻子普劳迪太太这个巴彻斯特宗教界炙手可热的女人，那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的过错还不到触犯宗教法律的程度。所以他才拒绝让出他的布道坛。但是他看出来世人对他的看法在变化，周围的舆论在变化。他看出来他的同胞从不相信他会行窃转化成相信他由于债主催逼便一时糊涂犯了偷盗罪。这让他受不了：“一个偷过钱的人很难为人师表，教育别人不去行窃。”因此，当以坦佩斯特博士为首组成的牧师委员会对他的犯罪进行调查时，他认为周围世界的舆论变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