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与社会

　　《共同体与社会》：　　【公共舆论与科学-行动与意见-政治舆论-政党与政府-报纸业-新闻媒体的力量-通向世界共和国的趋势-普遍的限制】公共舆论要求自身确立起普遍有效的准则，这样的准则并非建立在盲目的信仰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它所承认并接受的学说之正确性（Richtigkeit）的清楚认识之上。从公共舆论的倾向与形式来看，它是科学的、启蒙的观点。如果说，当涉及到思维与认识可能会探究的一切可能问题时，公共舆论便会形成，那么它首先针对的便是社会与国家之中人们的生活与交往。一切有意识地参与到这样的生活与交往里的人，必然会对这类概念与看法产生兴趣，他们会想办法让舆论形成，并且将同错误的、有害的意见做斗争。　　在商业实践里，什么被允许？什么又不被允许？对于各种各样的企业、商品、需求以及铸币或“证券”（Papieres）而言，它们的效力与价值如何？与此类似，如何衡量流通中的价值、人格以及它们在其他社交活动（比如市场与交易所里的交往）里的能力？以上这些问题都上升为一些普遍的原则，它们构成了一部道德法典。虽然人们根据想象出的更好的认识，可能会改变这部道德法典，而且它也可能也会遭到许多反对，但是没有什么比它的禁令、指责与刑罚更严格；因为它关心的并不是人们行动背后的信念（Gesinnung），而是他们的行动方式（Handlungsweise）的形式正确性。因此，这里根本上只在于对违反其规则的行为做出反应；与此相反，它不可能根据行为的积极方面给予奖赏，因为除了让人遵守它的规则以外，它不再要求甚至期望其他东西。“赞赏”并不是公共舆论要做的事，毋宁说，公共舆论要努力地把一切现象提高到自己能够把握的水准上。它绝非仅仅把这一水准同正确的、好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而是首先要把它完全地同正确的、好的意见本身联系在一起。要做到这一点，公共舆论就必须要求个人的、私人的意见必须要同它自己一致，即同普遍的、公共的舆论一致，这样一来，（我们此前预设的）理性的、志愿的主体就更要根据公共舆论指引他的行动。　　不过，在各种意见里，许多都是无关轻重的，然而没有什么意见比政治舆论更重要；因为国家颁布或维持什么法律，它将推行怎样的对内对外政策，似乎*终都取决于此。如果社会只是部分地就此达成一致，甚至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剧烈的争执，那么任何一个政党因此都要力争将他们的意见提升为公共舆论，或者至少保持公共舆论的假象，并且力争将它们的意志表现为普遍的、理性的意志，这样的意志以共同的利益为目标，借此，他们可以执掌国家的“船舵”，或者说把“立法的把手”抓在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国家本身或政府，也就是那个恰好表现主权人格或对主权人格施加强大影响的政党，同样有强烈的兴趣去“制作”并“加工”公共舆论，去为公共舆论定调、再定调。　　作为公共舆论以及可能像公共舆论那样生效的东西，它总是像一个外在的、外来的力那样影响着每一个抱有某种意见的人。这一点尤其通过传播（Mitteilung）的方式实现，借助这样的方式，所有的言说者、教导者同倾听者、理解者之间的信任与信赖的关系都消逝了，或者说，基于书写的传播方式，上述关系将会消逝。在这里，各种判断与意见仿佛零售商的货物一样被包装起来，提供给人们享用。以报纸业（Zeitungswesen）为例：对我们这些当前活着的人来说，它是*快捷地生产、复制以及扩散事实与思想的方式，它就像世界上所有其他被人们享用的事物那样，以*完美的方式被准备出来并提供给人们：正如宾馆里的厨师将饮食材料以任意的形式和数量摆放在宾客面前。因此，“新闻媒体”（Presse）是公共舆论的真正手段（“器官”），在一切知道利用它以及必须利用它的人们手中，它是的一件武器和工具。它对社会里的各种事件以及社会状态的转变做了令人畏惧的批判，因而它具有普遍性的力量。与此同时，它完全可以同国家的物质力量相媲美，后者通过国家的军队、财政以及“组织化”的官僚体系衡量；在某些方面，它甚至超越了国家的物质力量；它不像国家的物质力量那样受到国家边界的限制，相反，从其趋势与可能性来讲，它完全是国际性的，因而毋宁说，即使许多国家组成了持久的或暂时的统一体以及联盟，它照样可以比拼这一统一体和联盟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将公共舆论的*终目标表述成：取消和替代国家的多样性，建立一个与世界市场具有相同范围的、唯一的世界共和国（Weltrepublik）；世界共和国由思想者、知识分子和作家指挥，不过，除了一种心理学性质的强制外，它可能不具备其他强制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