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旅顺博物馆学苑2021

地方历史与考古研究 旅顺口往事散记 韩行方 旅顺博物馆 内容提要：本文记录了有关旅顺口与旅顺博物馆一些往事的细节，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考辨。这些多半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材料，对地方史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旅顺口旅顺博物馆往事细节 在地方史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些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细节存在几种不同说法，长期以来真假难辨。即使是地方志一类正式出版物往往也是照搬旧说，导游读物更是添枝加叶，任意发挥。长此以往，以讹传讹，贻害无穷。笔者多年来留心于此，做了一点考证与辨析的工作。现将平日的零星札记略加整理，公之于众。 一、郭沫若为旅顺博物馆题写馆名 旅顺博物馆（以下简称旅博）始建于 1917年，经历了日本建馆经营、苏联红军接管及中国政府收回与发展等几个历史阶段。其馆名也多次变易，早期称“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关东厅博物馆”等。1934年改称“旅顺博物馆”，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联红军解放旅大（今大连）后，于同年10月派人接管旅博，馆名改为“旅顺东方文化博物馆”。1951年2月，根据中苏两国有关协议，苏军将博物馆移交给中国政府。1952年10月改名“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1954年4月经旅大市人民政府批准，又改称“旅顺博物馆”，一直沿用至今。 旅博定名之后，需要更换主楼大门前的馆牌。按惯例，馆名应当请知名人士题书，于是就派人去北京，请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郭沫若题写馆名。当时去北京求字的人是旅博的职工于鸿志和卢茂生。 笔者查到 2013年春与于鸿志对话的记录。这时于鸿志已是八旬老人，他回忆说：“在 1954年4月 1日馆名改为旅顺博物馆后不久，馆里安排我和同事卢茂生到北京。我俩带着旅大市文化局的介绍信，到北京找到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局的同志安排我们在招待所住下，说由他们出面联系郭老。因郭老工作忙，我们等候了几天才拿到文物局同志从郭老处取回的题字稿，返回旅顺。馆里领导指派职工孙化周将郭老题字放大，与木匠师傅一起制作了一块木质横匾，悬挂在旅顺博物馆主楼正门上方。”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但后来关于郭沫若为旅博题写馆名却出现了另一说法，并载于旅博馆史相关书籍及《旅顺口往事》等重要出版物中，似乎成了“定论”。下面引述两段。 其一，在有关旅顺博物馆馆史的著作中，都有如下记述： “1955年2月，时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郭沫若和彭德怀、宋庆龄、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旅顺参加中苏友谊塔奠基典礼，并到旅顺博物馆参观。也就是在这时，郭沫若为我们题写馆名——旅顺博物馆。”(1) 其二， 2012年出版的《旅顺口往事》一书写道：“中苏友谊塔奠基仪式结束以后，郭沫若来到了广场南侧的博物馆。这是早就安排好的日程，博物馆已经提前准备好了纸笔。参观介绍之后，郭沫若便以遒劲洒脱的郭氏行楷，欣然写下五个大字‘旅顺博物馆’。”(2)并提到作者在旅博馆长办公室，看到墙上挂了一张当年题字的现场照片。 以上引述材料都言之凿凿：郭沫若在 1955年2月 23日参加中苏友谊塔奠基典礼之后，来到旅博参观并题书馆名，并有“现场”照片为证。殊不知，这一切都不是事实。至于那张照片，也是好事者移 花接木拼接而成的。据《旅顺口区志》大事记记载， 1955年2月 23日，以彭德怀为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参加中苏友谊塔奠基典礼。2月 25日，巡视旅顺口港湾，参观旅顺军事博物馆、旅博和苏军营房、医院等处 (3)。郭沫若作为慰问团成员只能随团活动，怎能得空从容地在旅博挥毫题字呢？至于那张“现场”照片，郭老在书室里穿着白衬衫，神态悠闲地端详着书案上自己的题字，怎么会是在旅博“现场”呢？ 笔者另有一“重要发现”：在旅顺口区史志办编撰的图册《回眸中的印记》中，有一张彭德怀与宋庆龄手执铁锨为“中苏友谊塔奠基”石（周恩来题书）培土的老照片，二人身后有列队的苏联军官，远处背景是旅博主楼，隐约可见大门上方悬挂着横匾，上有五个字，虽然看得不太清楚，但可以推断这五个字就是“旅顺博物馆” (4)。这张老照片提供了一个信息：在中苏友谊塔奠基典礼举行之前，旅博的馆牌早已挂上了。 二、旅顺万忠墓前的四块碑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年11月 21日，日军侵入旅顺口，随即开始了持续 4天的血腥大屠杀，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迫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压力，日本侵略军在逼迫清政府以 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之后，于 1895年冬陆续从旅顺、大连湾撤出。清军老将宋庆率毅军重来旅顺驻防。同年11月 23日，清政府的接收委员顾元勋（江苏太仓人，道员，候补直隶知州）来到旅顺，开始办理与日军交接的事宜。他看到被日军践踏破坏的旅顺口以及流离失所的当地百姓，想到一年前旅顺惨遭屠城的情景，决定在死难同胞丛葬之地修墓竖碑并建享殿。1896年11月，在同胞殉难两周年之际，他主持了万忠墓祭奠仪式。墓碑的正面是顾元勋亲书的“万忠墓” 3个大字，碑阴有简短碑文：“光绪甲午十月，日本败盟，旅顺不守，官兵商民男妇被难者计一万八百余名口。忠骸火化，骨灰丛葬于此。光绪二十二年十月谷旦。”此碑为万忠墓前**块碑，万忠墓的名称由此而来，沿用至今。因碑立于光绪年间，后来人们称之为“光绪碑”。 万忠墓前第二块碑立于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通常称“民国碑”。这次重修万忠墓是由旅顺华商公议会（后称旅顺商会）、天后宫住持僧心一等发起的。“光绪碑”因碑文有“日本败盟”“忠骸火化”等字样，此时已被日本人盗掘藏匿，就以旅顺华商公议会名义另立了一块碑，上书“万忠墓碑” 4字。碑额处横书“四明公所”四字，除年款、名款外，别无碑文。据旅顺方志研究者陈守堂 1994年回忆，碑上的字是由旅顺华商公议会文书金纯良执笔的。金纯良是旅顺人，其父在甲午战争中被日军杀害于家中，其母韩氏用菜刀砍断一日本兵的右腕动脉，因流血过多，那 名日本兵走了不到百米远就倒毙。韩氏带着两男一女慌忙逃离。从上述金家遭遇看，金纯良是怀着家仇国恨而书写碑文的。据陈守堂回忆录记载，当时日本警察署长看到碑上“四明公所” 4字，诘问金纯良是什么意思。金回答：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这盔坟是士农工商众死难者埋葬的地方；二是东西南北四方之人都了解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天地间人人皆知的地方。日本警察署长说这两层意思都不好，威胁要除掉这块碑。金纯良等被迫将这 4个字用水泥涂盖才不了了之。 关于“四明公所”的原本含义，按《辞海》解释，就是指宁波会馆。“四明”因宁波境内有四明山，故为宁波之前称。“公所”，即会馆，指旧时同业或同乡组织办公的地方。在 1922年旅顺华商公议会立碑时，迫于日本殖民当局的压力，不能撰写容易引起麻烦的碑文，只能以曲折的方式“借题发挥”，在碑额位置书写“四明公所”4字隐喻其意（金纯良所说的两层意思），或许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万忠墓前的第三块碑，一般称“ 1948年碑”。1945年8月日本投降， 1946年秋，旅顺市政府组织民众*次公祭万忠墓。1948年决定重修万忠墓，组成以旅顺市长孔祥林为主任委员的重修万忠墓委员会。关东公署拨出专款，苏军司令官表示支持，并拨出军事用地 400多平方米供重修万忠墓使用。这次重修了享殿，在原有简陋坟包处修建新的墓地。墓地的设计图纸是由留用的日本籍工程师矢口浩绘制的。请营城子擅长书法的教书先生刘洪龄书写墓碑“万忠墓”3个大字。碑文由旅顺市教育局局长金纯泰撰书。 正巧在这时，找到了 1896年由顾元勋题写的“光绪碑”。关于“光绪碑”历经磨难重返原地的经过，笔者曾访问过当事人陈守堂和张福元。现将当年访谈记录略述如下。 陈守堂，旅顺人。甲午战争中两次用织布刀击杀日本兵的英雄机匠陈永发是他的二伯父。他对旅顺掌故知悉较多，是位“旅顺通”。1948年他任旅顺市政府建设局副局长、重修万忠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2年，旅顺口区政协主编的《旅顺口文史资料》要出专辑，约陈守堂老人写稿。他写了一篇有关万忠墓的稿子，到博物馆找笔者帮助修改。笔者与他就稿子中的有关细节进行了仔细推敲，对文章的结构与语句做了一些调整，*后定题为《万忠墓的来历与变迁》。原旅顺口区医院院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毕业于旅顺医学专门学校。1948年重修万忠墓时，他是旅顺市政府卫生科科长。笔者在甲午百年祭时，曾与他一起接受旅顺电视台的专题采访。记者让笔者谈万忠墓几次立碑的经过，请张福元谈 1948年重修万忠墓时提供“光绪碑”下 落线索的经过。在驻军某部的后勤部东大墙外，张福元做了现场回忆： “1939年至 1944年，我在医专读书。1940年伪满洲国要在新京（今长春）举行大学生足球联赛。当时旅顺医专也组队练习，准备参加，我被选为医专的足球队员。一次练球时，足球被踢到远处，我跑去捡球，发现在一个填满建筑垃圾、杂草丛生的大坑里斜躺着一块石碑，仔细看碑文，知道是万忠墓碑。1948年在一次重修万忠墓委员会（我是委员）的会议上，我提供了‘光绪碑’下落的信息。” 接下来寻碑、移碑就是建设局的事。陈守堂副局长带着翻译来到苏军某部司令部办公地（原旅顺医学专门学校），经与苏军司令官联系允准，在院内找回了这块石碑。关于这一段寻碑经过，陈守堂在其文章中明确提及。后来有不少文章提到，这块碑被日本人偷偷盗掘后，砌到医院东大墙里，直到 1948年寻碑时才从大墙内拆出。这一说法与张、陈二人陈述不符。他俩一个说是埋在大坑里，一个说是“依围墙而立”。也许是人们把“藏到大墙内”（大院墙之内侧），错误地理解为“砌到大墙里”，于是就出现了这一说法。从“光绪碑”被日本人盗掘到 1948年寻回历经 40余年，其间置放之地有变也是可以理解的。万忠墓前的第四块碑就是甲午百年祭碑。因为 199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 100周年，是百年大祭，旅顺党政部门特别重视。这年清明节前夕，文物考古部门抽出人力，在驻军战士的协助下，对死难同胞的丛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