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与视频大数据

第1章 城市——群体行为的智慧载体 1.1 城市的溯源 1.1.1 中国的政治“城”与经济“市” 对于城市的起源，不同学者分别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建筑学等角度进行了探讨研究并综合分析[1] 。对中国的城市起源研究，目前尚无定论，但大多是沿着“城”和“市”两个字的文字起源探究城市起源。学者对于“城”和“市”这两个字的解读，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含义。“城”表征更多的政治含义，体现了军事防御、权力统治；“市”则更多地体现了经济含义。因此，研究城市的起源需要分别解说“城”和“市”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原始社会末期，为了保护私有财产、防止敌对部落的侵袭，“城”应运而生[2]。“城”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城”*开始主要起到防御作用，通过壕沟、城墙等形式实现。战国时代(公元前475 年～公元前221 年)的《管子 度地》篇有“内为之城，城外为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这里的“城”主要用于防御和统治。 中国古代的“城”，可以追溯到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发现于河南三门峡)时期，即公元前4900～公元前2900 年，距今5000～7000 年。仰韶文化遗址中四周人为修筑的壕沟和栅栏起到了防御作用，与早期“城”的功能一样。后来的龙山文化(距今4000～4600 年，发现于山东章丘)时期，也发现了壕沟。一直到商代的殷墟，其也是通过壕沟实现“城”的防御作用。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城，以盛民也”。许慎的思想可能受当时邓绥太后①的影响，已经提出了以民为本的理念，“民，乃城之本”。 中国“市”的起源晚于“城”的出现。中国由“城”生“市”[3] 。*早的“市”是随着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的大规模交换而形成的[2]。根据考古材料分析，“市”*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 年的商代[2]，这是奴隶制社会的繁荣时期。 因此，具有政治统治和经济性质双重含义的中国的城市*可能形成于商代。虽然有学者认为不应该过于拘泥“城市”两字的束缚[4]，远古时期的“城”也有一定的经济作用，可以将城市起源追溯到“城”出现的仰韶文化时期。也有学者[1， 3]认为，城市起源于公元前2000 年的夏朝时期。不过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在商代已经诞生了城市。 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对中国初期的“城市”进行过研究[5] ，对“城市”进行了考古界定。中国古代的城市起源与欧洲古代的城市起源有着本质的不同。傅筑夫在《中国经济史论丛》(1980 年出版)中探讨了城市的起源，他认为：中国封建制度的*大特点之一，是城市的性质及其发展道路，与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完全不同[5]。中国城市的起源更侧重于政治需求。 1.1.2 西方的“革命”与“经济”城市 关于城市起源的西方理论中，代表人物有大卫 克拉克(David Clark)。克拉克在其代表作《城市地理学》一书中将城市发展过程分为两大阶段，一是农业革命时期(新石器时代)，革命发生在大约公元前5000 年的近东和中东，这一时期出现了清晰可辨的城镇和城市；二是工业革命时期，18 世纪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导致了大城市和大都会的成长，这两次革命成为前农业的、传统的城市与工业城市之间的分界线。革命带来了城市的起源与城市的发展[6]。 英国史前学者戈登 柴尔德(Gordan Childe)于1950 年在利物浦大学《城市规划评论》(Town Planning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文[35]，如图1-1 所示，戈登 柴尔德把城市作为“革命”的结果与象征而提出，这个“革命”导致社会进化上的一个新的经济阶段。以人口分化为结果、以剩余财富(经济起飞)为表象、以生产技术与贸易发达为动因，柴尔德提出了界定城市的十项标准[5]：①人口稠密，西方文明史上*早的城市苏美尔(Sumerian)(公元前3500 年左右)人口为7000～20000 ；②人口构成和功能分工；③生产者纳税，剩余财富集中；④规模巨大的公共建筑作为剩余财富的象征而出现；⑤统治阶级形成，并进行脑力劳动，下层阶级作为劳力；⑥经营财富，促使文字的发明；⑦文字的发明，推动科学技术的产生；⑧由剩余财富所供养的专家从事美术活动；⑨剩余财富购买原料，贸易发达；⑩专门化的工匠成为城市构成的下层人员。 图1-1 戈登 柴尔德的西方城市产生动力示意图 经济学者对城市起源的研究，以英国经济学家K.J.巴顿(K.J.Buton)为代表。他在1976 年出版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Urban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中指出：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6]。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城市学家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他的《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类型学》一书中说，所谓城市，如同巨大一体的定居村落，家家紧连着定居。然而，居民间的相识关系很差，这与城市以外的邻居之间的关系大不一样。绝大部分居民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工业或商业的毛利收入维持生活[6]。 1.2 城市研究的理论 1.2.1 城市政治经济理论 公元前300 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篇》是西方城市研究理论的开端。书中讨论了希腊城邦的社会、人口、家庭、伦理、贸易、宗教、政治、行政、组织、边防、规模等内容。他认为大城市是永远治理不好的，因为人数过多就难以建立秩序[6]。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探讨过美好城市的蓝图，他构想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乌托邦主义者的鼻祖。 随着城市的发展，研究城市的学者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城市学家马克斯 韦伯认为，欧洲城市发展受到基督教、亲属团结程度等方面的影响，而亲属团结利于统一的城市社区建立。 1976 年，英国拉夫巴勒大学经济系讲师K.J.巴顿出版了《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8]，巴顿认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就是系统地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去解决城市的各种重大问题，尤其需要发展空间经济分析方法，并以成本效益分析之类新的方法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城市理论。 城市的主要经济理论和关键内容包括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和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等。 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 阿瑟 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1991)于1954 年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这篇文章提出了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著名的二元模式，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争论，也是他获得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之一，文章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指出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又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可以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 此后，出生于北京的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John C.H.Fei， 1923—1996)与美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 拉尼斯(Gustav Ranis， 1924—2013)合作的《劳动剩余经济发展之理论与政策》(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一书于1964 年出版，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 后来，美国经济学家戴尔 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 1933—)于1967 年发表了《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一文，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创立了一种理论——乔根森模型，区别于刘易斯和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的古典主义分析方法。该模型指出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部门流动的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 哈里斯特(Harrist)和托达罗(Todaro)则拓展了发展中国家产业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农村人口流入与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作出解释，指出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吸引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原因是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而不是其绝对差异。 2. 非均衡发展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 佩鲁(Francois Perroux， 1903—1987)于1950 年首次提出增长极理论(growth pole theory)，即发展极理论。该理论是西方区域经济学中经济区域观念的基石，是不平衡发展论的依据之一。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 许多区域经济学者将这种理论引入地理空间来解释和预测区域经济 [8]。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Boudeville)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区域经济理论中，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hman)、瑞典经济学家冈纳 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Hischman)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使区域增长极理论的发展成为区域开发工作中的流行观点[9]。 3. 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 回波效应(或者说是极化效应)指生产要素从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流动，发达地区的发展以抑制落后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瑞典经济学家、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 缪尔达尔(1898—1987)，在其1944 年出版的《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中[10] 提出了“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市场的力量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扩散效应对落后地区有利，而回波效应对落后地区不利，由于前者远小于后者，生产要素从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流动，发达地区的发展以抑制落后地区的发展为代价。 扩散效应(或者说涓滴效应、淋下效应)指生产要素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果能够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涓滴效应是德裔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15—2012)在1957 年发表的《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政策与“二元性”》[28]一文中提出的，1958 年又在《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12] 进一步作了阐述。赫希曼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先在某个区域发生，那么它就会对其他区域产生作用。为了方便解释，他把经济相对发达区域称为“北方”，欠发达区域称为“南方”。北方的增长对南方将产生不利和有利的作用分别称为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13]。 1.2.2 城市地理空间理论 城市地理空间理论包括城市群研究基础的中心地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同心圆理论等。 1. 城市群研究基础的中心地理论 受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马克斯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的影响，1933 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893—1969)在其著作《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原理》中提出中心地理论，这是研究城市群和城市化的基础理论之一[6]。 该理论**次把区域内的城市空间分布系统化，提出城镇体系的组织结构模式，阐明了中心地的数量、规模和分布状态，指出中心地和城市等级体系受市场*优、交通*优和行政*优三原则支配。这对于城市商业区位发展与区域规划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 1940 年，德国学者廖什(Lsch)论证并发展了中心地理论，提出生产区位经济景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心地理论在美洲、西北欧各国得到承认，并在居民点网和交通网规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