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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

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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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030470249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B5
  • 页数:304
  • 出版时间:2021-12-01
  • 条形码:9787030470249 ; 978-7-03-047024-9

内容简介

运用石刻墓志探讨中古史是新世纪以来中外学界的新动向,并成为学界前沿研究的强力推手。本书利用新出土的和唐代东亚历史关联的石刻墓志,探讨唐代东亚三国,即唐、新罗、日本交流涉及问题,也牵涉入唐高丽、百济移民在唐生活的诸多课题。内容有中、韩、日学界关注的唐人墓志中"日本"两字的解释,日本遣唐使随从井真成墓志、入唐百济人祢氏家族、在唐新罗人金日晟墓志,以及罗唐战争、白江口之战、唐与新罗交涉等课题的研究,堪称近年来唐代东亚交流史研究的前沿之作。

目录

目录
丛书总序i
前言v
上编石刻墓志与东亚交流研究1
**章新发现的墓志石刻与唐代东亚交流3
**节天宝、大历年间来往于唐罗间的各类人士3
第二节墓志所见唐中后期出使新罗的唐朝使者们9
第三节墓志中“日本”国号的出现与吴怀实墓志14
第四节圆仁所见登州文登县佛塔碑文21
第二章杜嗣先、井真成墓志与唐代中日关系28
**节井真成、杜嗣先墓志的发现29
第二节《井真成墓志》、《杜嗣先墓志》与唐代中日关系33
第三节《杜嗣先墓志》、《井真成墓志》的史料价值38
第三章石刻墓志所见唐朝与新罗往来41
**节西安周边石刻与唐和新罗往来41
第二节在唐新罗人金日晟的墓志58
第四章入唐百济移民墓志研究71
**节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71
第二节百济移民陈法子墓志85
第三节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的研究现状98
第五章人唐高丽移民墓志的史料价值107
**节新见入唐高丽移民墓志107
第二节入唐高丽移民墓葬及其史料价值122
下编唐都长安与东亚交流139
第六章唐高宗时代:朝鲜半岛剧变与高丽的应对141
**节百济灭亡与高丽应对的乏力141
第二节百济复兴军救援作壁上观145
第三节高丽灭亡原因再探索150
第七章“唐罗战争”始末及涉及问题155
**节“唐罗战争”爆发的原因及时间界定156
第二节《夏州都督太原王方翼碑》与上元元年唐朝出兵新罗159
第三节李谨行与“鸡林道经略使之印”167
第四节“唐罗战争”的终结172
第八章唐长安都市佛教文化的交融与传播182
**节都市佛教文化繁荣发展的国际舞台182
第二节佛经翻译中的文化交融184
第三节儒佛道等宗教间的相互批判与交融187
第四节长安都市佛教的东亚传播191
第九章唐都长安与新罗庆州196
**节唐与新罗双边关系的缔结196
第二节双方人员的频繁往来200
第三节唐罗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208
第四节长安庆州,唐罗友好交往与文化遗存213
第十章唐朝的宾礼仪式及其实施221
**节郊迎宴饮,唐皇帝会见新罗使者221
第二节依礼而行,新罗王面见唐使者227
第十一章中国学界百济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出土百济移民石刻墓志铭文为中心234
**节中国学界的百济史研究235
第二节中国学界对百济移民墓志的探索238
第三节新发现的百济移民墓志及其研究243
第四节现有研究的回顾与检讨248
附录251
参考文献265
后记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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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上编石刻墓志与东亚交流研究 **章新发现的墓志石刻与唐代东亚交流 对于汉唐时期的中国来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都城长安处于四关之中的内陆,王朝要应付来自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挑战,似乎对遥远的海洋并没有多少人为的主动,少有的一些动作也往往流于被动。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汉唐时代“长期的缺乏海洋意识,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胡戟:《快乐历史和对历史观的重新思考——评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辑》,《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1期,第8—16页。但毋庸讳言,面对来自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怀着诸多善意或点滴并非主观恶意邻邦使者的频繁前来,唐朝与他们亦曾有过很好的互动,即派遣使者前往册封或出使,进而涉足海洋,留下颇多值得缅怀的鸿爪遗痕。如此有来有往,东亚三国暨唐朝、新罗、日本文化交流呈现相对繁荣的局面(韩)权悳永:《韩中古代外交史:遣唐使研究》,首尔:一潮阁,1997年;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拜根兴:《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曲金良;《历史时期东亚地区跨海交流的港口网络与移民:以唐朝山东半岛的新罗人口为中心》,2008年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基隆,2008年11月。鉴于中韩日现存文献史料已为众多的研究者所共知,本章以现存唐代石刻墓志,特别是*近新发现的墓志为媒介,以各自的使者及僧道人士往来为主线,探讨海洋因素下的唐代东亚三国文化交流的真谛。 **节天宝、大历年间来往于唐罗间的各类人士 关于此一时期来往于唐朝与新罗间的使者、僧道大德,现存文献史料及今人论著中多有提及,不过,一些不为研究者关注的碑刻史料,以及近年来新公布的墓志中,出现了并不见于史载的入唐新罗人、前往新罗的唐人行迹,为进一步探讨此一时段唐罗交往提供了诸多奇异个案。 一、驻留岐州大云寺的新罗和上 2000年出土的《唐故鸿胪寺丞李府君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并序》中所记“新罗和上”就是其中之一拜根兴:《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关联问题考析》,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纪念西安碑林920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41—349页。。墓志中提到墓主王氏,“天宝初,有大云寺新罗和上者,崇启道门。夫人礼谒至诚,廻向便为上足,一心斋戒,十载住持。契不二之门,以寂灭为乐;穷归一之义,明色即是空。体性如如,喜怒不干于颜色;心神杳杳,憎爱无杂于言怀。岂可不以为如莲花不著水,居然有道者也。”显然,上述史料可提供以下信息:其一,大云寺新罗和上天宝初才来到寺院,也就是说,其来寺院的时间在天宝五载(746)前后。更因为王氏天宝九载(750)去世,墓志中有“十载住持”句,虽然此处的“十载”极可能是虚指,但可推定新罗和上来寺时间在天宝元年(742)或二年(743)间。其二,新罗和上在大云寺期间,王氏对其礼敬有加,而且矢志不移,十年如一日,当然,从另一侧面可证明新罗和上在大云寺驻锡时间不短。其三,新罗和上此后的踪迹,志文没有涉及,现有史料也缺载。其四,此新罗和上能和信众熟练交流,并受到相当的礼遇,可见其能灵活自如运用唐朝语言,精通佛典,应该是一位入唐时间较长,佛教修养扎实,在当时有一定名望的新罗僧侣。至于新罗和上具体生平,以及大云寺所在岐州佛教传播状况,当时新罗入唐求法僧侣的规模,僧侣们入唐后的求法足迹所向,为唐朝佛教做有何等贡献,因其并非我们论述的重点,故在此不赘。但这些新罗僧侣一心向佛,不惜越洋过海,并在中土学有所成,成为颇受当地信众礼敬的大师级人物,确实令人钦佩。 二、官拜唐朝光禄卿的新罗王子金日晟 新罗王族金日晟其人墓志的公布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23页;笔者2013年4月22日应邀出席“大唐西市新出墓志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新公布在唐新罗人金日晟墓志考析》一文,论文刊登于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七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3—181页。,无疑为探讨中唐时代唐朝与新罗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金日晟,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去世,享年62岁,其出生时间应为713年,即唐玄宗开元元年(713)。金日晟“讳日晟,字日用,新罗王之从兄也。壮烈内蕴,丹诚天纵。归奉中朝,率先万国。上嘉之,累授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卿。位列天阶,名登国史。绍开遗绪,不忝前人。”首先,笔者依据韩国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考证出金日晟应该是新罗孝成王、景德王的从兄,解决了墓志中*为复杂的金日晟身份问题。其次,关于金日晟何时入唐、入唐时的身份、入唐的目的,以及入唐后为何担当唐朝中央政府官职等问题,笔者均给予自圆其说的答案。再次,对于金日晟的婚姻,以及去世之后唐朝政府对其的处置措施,依据《唐六典》、《唐会要》等书的记载,也给予卓有成效的探讨。认为金日晟的已故夫人张氏很可能死于安史之乱,张氏应该是唐人女子;金日晟担任唐朝官职,长期居留唐朝,一方面和金氏与唐人结婚并身处战乱时期有关;另一方面亦和金日晟仰慕唐朝文化不无关系。从新罗圣德王在位始,经过孝成王、景德王、惠恭王,新罗与唐朝的交流非常频繁,主要表现在双方使节往来交流频见史载,新罗的质子宿卫定期越海前来唐朝,亦担当文化使者的角色。唐朝道教传播者前往新罗,新罗僧侣入唐求法者亦纷至沓来。金日晟其人就是在双方不断的交流浪潮中,渡过令人心悸但却无限向往的海洋,来到唐朝。 三、入唐求法的新罗真子(质子)谈藏 出身王室的新罗僧侣谈藏大历十三年(778)入唐,史载云:有若新罗真(质)子曰谈藏,浮海而至,止于山间,回向恳到,发其诞愿,乃于寺内建文殊师利菩萨堂焉。又于堂内立我陇西王洎夫人邠国夫人谷氏真形于其次,所以存相展敬,荷恩昭报也。规心匠智,庀徒蒇事,征工攻木陶瓬,穷妙凝铄,人随悦来,事与念就,乃毕土木,乃备丹素。彩错翚飞,霞张电烻,俨八部以营卫,列四天以护持。如登化城,窈入空境。作礼端肃,则文殊垂教之迹可归也;洁诚趋奉,则陇西护法之恩可报也。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四百四十五《易州抱阳山定惠寺新造文殊师利菩萨(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上引史料,此前研究者的着眼点只是将谈藏作为一位普通的新罗求法僧,至今还没有人专门探讨过其特殊身份。但这位“浮海而至”的奇异僧侣,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这里的“真子”应是“质子”之误,而从谈藏其人的名字看其似乎是个僧人,但针对好佛的唐代宗,新罗派遣王室中信佛者担当质子也是可能的事情。其二,李宝臣担当成德节度使,“光膺朝寄,主东之诸侯,保和师旅,康靖方夏。”即这一时期李宝臣担当畅通与新罗等国往来事务,新罗使臣、留学生等往来长安等地,成德镇成为必经之路,如此新罗质子谈藏的修造行为就不难理解了;与此相联系,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与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在对新罗、渤海两蕃使节往来问题上,是分段管理还是各有重点,抑或因为割据的缘故各行其是,此前黎虎黎虎:《唐代的押蕃使》,《庆州史学》2001年第20辑,第305—327页。、姜清波姜清波:《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90—94页。等先生论述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论文中,并未提及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亦曾涉及藩属国朝贡路线关联事宜,故谈藏入唐涉及事宜似可补缺。当然,也可能是此文的撰写者邵真其人夸大事实,但新罗质子谈藏在定惠寺建造文殊菩萨堂,并塑造李宝臣夫妇真身像,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其三,谈藏在定惠寺建造文殊菩萨堂,并在堂内雕造李宝臣夫妇像,说明其具备相当的经济能力,而作为一般初次入唐的求法僧侣,在当时并不多见,其必然具有一定的新罗官方背景,并得到新罗王廷的同意或首肯。当然,也不是任何域外人士在唐朝均能随意任事,此亦体现唐代宗在位期间,由于双方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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