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卢耀如自传--风雨人生地质人

　　《中国工程院字士传记 卢耀如自传：风雨人生地质人》：　　1938年年底，疏房的北京姑妈、姑父以及颖叔、颖婶、小超表哥和小如（维扬）妹从北平逃难回福州。颖叔一家三口是跟他亲姐姐及小超表哥一起生活、工作在北京。姑父是个文人，在北平算是个报人，思想较进步，积极主张抗日。北平发生“卢沟桥事变”，他们就离开北平，后来辗转逃亡，于1938年返回福州，先借住在我们住的地方，挤几天，然后找出租房子。那时，福州还是国民党的管辖地区，姑父也很快以其报人的能力与影响，在福州找到了工作，逐渐站住脚跟，发展他的事业。　　他们刚回家乡时，颖叔、颖婶、小超表哥和小如妹都是一口京腔普通话，确实令我们非常羡慕。　　姑父知道我喜欢读书，不是贪玩的孩子，所以也很喜欢我。待在我们的住处只有几天，就搬到他们租的房子去。没走之前，他想测试我的智力，也是想逗小孩玩儿，所以有一天，他让我站在椅子上，他站在我面前说，你看我会把橄榄核吞下去，一边说一边把橄榄核放在嘴里，然后用手一抹嘴，就说：“你看橄榄核我吞下去了。”我当时知道，他在一抹嘴时，就把橄榄核吐在手上了，所以一张嘴就没有橄榄核。我就说：“我也会吞下去，你看！”我正要如法炮制，可把姑父吓了一跳，连忙说：“别！别！别！我没有吞下去，你看在我手上。”当时，我一下子感到伤心，觉得姑父怎么这么看不起我，把我看得那么笨啊！其实，那时候姑父是逃难，从遥远的北平，一路奔波，千辛万苦地回到老家福州，心中一定是很痛楚，当时是悲壮返家乡，前途仍迷茫的，所以他才和我开这玩笑，当时我还生气、不高兴，以为自己的理智没有被理解。　　姑父后来在福州逐渐打开事业的局面，至解放前，他当了闽侯县参议长。解放后，因为他保护过很多的共产党员，使他们免受国民党迫害，从而得到党和人民的理解，仍继续参加些政协工作。　　在抗日战争初期，福州各方面都是很艰难的。我在三进房屋的家中，从天井上就多次看到日寇飞机低飞从屋檐上空掠过。那时主要是双翼飞机，速度慢，日寇飞行员戴着皮制飞行帽我都看得一清二楚。那时，中国国民政府的空军在福州根本没有飞机，高射炮也极少，只好任敌人飞机随意飞行，肆意轰炸。每次敌机轰鸣呼啸的声音，在我幼小只六七岁的小孩的心中，似乎扯开一道道伤口。我曾问母亲：“依妈！日本飞机怎么这么野蛮？”母亲说：“我们国家弱才这样，将来会强大的，小孩要知道长大后尽忠报国。”还讲了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　　为了逃避日本飞机的轰炸，福州不少人躲到仓前山一带，那是有外国人居住的地方，说是有美国人住，日军不敢轰炸。那时，我已上了文山女子中学附属小学。为防备日军飞机轰炸，学校晚上五六点以后才上课，天很快黑了下来，学校有木制网格架子，学生就在上面攀爬玩耍，既是娱乐也有助于锻炼身体。不久，文山女子中学和福州许多中学都搬迁到闽北一带，附属小学就搬到中学部上课。为了避免日寇飞机轰炸，因为是教会学校，所以在中学部*高大的建筑物的屋顶上（只有三层建筑），刷上彩色的美国星条旗图案。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学校又马上把屋顶的美国国旗图案涂黑。这就是风云多变。　　1939年，我在文山小学读书，那时是抗日战争第二个年头的结束，日本加紧对福州的围困，当时流传日本侵略者马上就要攻占福州。于是福州又加紧疏散，中学都搬迁了。姑父一家也要到他老家的乡下去避难。因为我父亲在北平读中学，得到姑父一家关照，我父亲和他一家很亲热，胜过他自己的亲兄弟。抗战开始时我父亲正在昆明，所以北京姑妈和姑父他们知道我母亲带我们三个小孩不容易，也叫我们随他们到乡下去躲避一下。那时，乡下正是夏秋季节。有几个月时间在乡下，我们住在一个乡村小学，那时学校也放假了，学校前面有一操场，操场前就是农田，操场上有单杠、双杠。　　有一天，大约是阴历十月，天气晴朗，在福州也还是金秋季节，我正在操场边上观看金秋的田野，突然听见远处有人扯开嗓子，尖声悲惨地用福州话呼喊：“武汉没了！”这悲惨的呼喊，表明武汉已沦陷。这悲惨的声音，像利剑一样，穿透刚满八岁的我这个小男孩的胸膛，我一下子毛骨悚然。我想：日本也会入侵福州吗？在幼小的我的心中，当时确实感到悲痛、迷茫，也充满对日寇的痛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