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时代

本书特色

作者聚焦浙江玉环一个背山面海的小村庄——上礁门，展现村民们形形色色的生活轨迹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讲述台州民营经济跃迁发展，描摹时代特色，记录时代进程，体现四十多年改革过程中的历史变迁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讴歌人性之美和时代之美。

内容简介

村庄从四十多年前的贫困到今日的小康，从单一产业到工农渔等产业综合发展，从发展过程中对工业产值的片面追求而忽视土地到现在力求各项产业均衡发展，重新重视土地的回归……上礁门村的前世今生，何尝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乡村发展、振兴的一个缩影，何尝不是不同时代在民间的鲜活书写呢？而那些在改革大潮中沉浮搏杀，练出一身胆色和本领的人，是向涛而立的弄潮儿，是砥砺前行的开拓者，是锐取的奋斗者，也是时代精神的书写者。

前言

历，整个玉环都堪称蛮荒之地，而上礁门，这个位于玉环海岸线上的边角渔村，又简直是天涯海角般的存在。

村子因海边的冲担屿和小屿门两块大礁石相对形成一道门的形状而得“礁门村”之名。礁门村东起长大厂，西至现在漩门三期的冲担屿，村民们分散居住，来往很不方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村里要开展土地改革，每次送通知就要大半天时间，为了便于工作，经过村民代表同意，由原干江乡人民政府批准，以现上礁门的毛竹园与下礁门的翁家里之间的中界线为界，将礁门大队分为上礁门与下礁门两个大队，毛竹园及以上为上礁门大队，翁家里及以下为下礁门大队，在1992年撤乡并镇后将大队改为村直至现在。但在我眼里，整个上礁门是由连着的三座山组成的，靠海的俗称前山，中间的叫中山，也叫二队、上厂，后面的就是长大厂，又叫后山、青龙岗头。因为中山对面是干江村的烟墩岗，于是整个村子就像一个U字，后山就是U字底部，视线相对的就是海，冲担屿、小屿门也尽在眼底。我家就在后山。整个村子几乎都在山上，所以人们村子为礁门山头。

礁门山头原本是一片偏僻的无人居住的荒山。村里人的祖上大都是在元、明、清期间，为了躲避战乱、灾荒，从福建过来的（我家祖籍就是福建莆田）。那时村里人很少，整个礁门山头不到四十人。后来不断有人从温岭、临海的一些地方迁入。人们隐蔽在山林里，依着山势在茂密的树林中间搭茅草屋。很多年后，当我出生的时候，我们的房子背靠着土坡，周围是密密匝匝的树枝——房子仍在树木围中，或者说所有的房子跟随着树木在这一片山林里扎根、生长，到后人就难以分辨到底是树生在了房子的周围，还是房子长在了树丛中。

从我懂事起，我就一直觉得我的村庄是长在树上的。当我从山脚往上走时，依稀看到的是屋顶浮在树间，灰黑的瓦片似乎也盖在树顶上，而这一切都随着人走动时目光的起伏而起伏。一阵风来，摇晃着树，也摇晃着房子；雨丝飘过，滋养着树木，也滋养着房屋。这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离村庄建立（按村里老人的说法是“礁门开山”）已有两百多年历史。整个礁门村的人口不断增加，到目前为止，光我们上礁门就已有1165人。所以，两百多年前的先人们，在简陋的茅草屋出，在繁茂的枝叶出，是不是就像猿人踩着树干上上下下？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从山上搬到了山下，又如同猿人从树上转移到原。

山林里的日子虽然相对，但是赖以生存的只有几块狭小的山地和几条破旧的小船，生计自然困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施了土地改革，村民们在干江塘分到了水田和耕地，其温饱问题才基本得以解决。

原本的村庄，以村民的居住点分作九个自然村，分别是长大厂、上厂、陈家、郭家、蒋家、谢家、冯家、东向和毛竹园。“长大厂”是因以前这里有一间较长较大的茅们把茅草屋叫作茅草厂）而得名；“上厂”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在陈家的上方，而且村民又都居住在茅草厂，所以称作上厂；“东向”是因它的地理位置朝东而得名；“毛竹园”是因为原先这里生长着大片的毛竹；而其他几个自然村都是以居住于此的村民家族的姓氏命名。

村庄拆分后，上礁门村就将九个自然村划分成七个生产小队。其中长大厂为生产队，上厂与陈家为第二生产队，郭家为第三生产队，蒋家为第四生产队，谢家为第五生产队，冯家为第六生产队，东向和毛竹园为第七生产队。1970年，为了便为管理、振兴生产、提益，将原七个生产队改分成十三个生产队，也就是村子后来的十三个生产队。

在生产队的年代里，村里人迫切的任务就是活下去，水田和为数不多的耕地的产出远远不能满足每家每户迅速增长的吃饭嘴巴的需要，庆幸的是我们有海。在困难的几年里，慷慨的大海给了村里人丰富的馈赠，村子里才没有人饿死。一些温岭、临海的人，尤其是女人逃到村里，就留了下来。我的前山外婆就是带着女儿从温岭逃荒过来的，她在温岭还有男人和孩子，但是来了村里用自己换了口粮送回去后，就和女儿都留在村里再也没有回去过。

不是不勤劳，但村体仍是贫穷的（那个时代出生的男人名字中许多都带了“福”“富”“发”“财”，以此来表达村民对未来的企盼），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村子里都没有通电。村里的企业是老詹和合财在1979年合办的修船厂，但是没有电，靠柴油机发电生产成本太高，又因没有公路，运输成本也很高，厂子一直是亏损的。外面的世界在翻天覆地地变化着，但是等那些变化越过大海、穿过盘绕的山路传到村里人面前时，村里人更多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交通不便是当然的，生存艰难也就成了必然。一代代人或用穿着草鞋的脚跨越山林，或用小小的舢板冲向广阔的大海，然后再铩羽而归。固守成规的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是更多的村里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甘的，他们期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某件大事，等待一个时机来冲破这一片海角的限制。

1979年，当春风吹拂大地的时候，村里人突然意识到日子还有另一种过法，于是村里的个工厂诞生了。那是很小的一个修船厂，用壮劳力扛动、安装笨重的机器，用柴油机发电。这不是一的试验，但是却激发了村里人血液里一直潜伏的热情。这是另一种冒险，但却是一种不必担心在里丢失生命的冒险。敢出海拿命搏一口饭的人，怕什么？这是另一波浪潮，却是一波的、充满机遇的大浪。祖辈在波涛中出没的人，怎么会放过？

这一个开始，意味着东海已经涨潮，居住在海滨的人准备扬帆。

1992年撤乡并镇后，开始建造楚栈公路，路线正好经过村子（也就是现在的麦莎大道）。村里开始动员部分村行高山工程。批高山在三角塘建起了临时住房，同时开始兴建干江综合贸易市场作为村集体经济的来源，摊位、店面的租金从初的几万元到现在的几百万元。而真正打开村里人的视野，把他们名字中的“福”“富”“发”“财”变成现实的是那条一开始是黄泥路面的公路。

顺着这条路，村里的年轻人跑出去，见识了世界的新奇和精彩，也愿意把这一份新奇、精彩带。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学徒、打工人一些的在楚门、坎门、清港，远一点的到乐清、温岭、路桥，长一点的做个十年八年，短一些的做个三年五年，然后回家，借钱，一分利、两分利，甚至三分利的高利贷也借，用来办厂子。

1993年到1995年间，村里的小厂，更确切地说是家庭作坊，四处我家边上的十几户人家就有一半在办厂子。那些外出回来的年轻人，是老板也是技术指导，还是自己的工人。这个时期，正是国家快速发展的开始，似乎到处都需要东西，整个玉环的齿轮、阀门产业也开始发展。村里人办的厂也是以齿轮厂和阀门厂居多。每一个人都是在用尽精力熬夜。把厂子办在我家对面的中富，经常到三四点钟，然后把编织袋一铺，在铁屑上睡一两个钟头就起床，买点简单的早餐，再干活。隔壁老谢家的兄弟，长年满身油污地钻在车间里，不到半夜十一二点不会出来。1992年，沙岙坑的码头上还有几十个壮小伙拉着滑轮卸下笨重的机器，现在大卡车可以把各个厂子的设备直接运到厂子门口。

蒋家三兄弟和两个连襟，一起办了一个小齿轮厂，五个人一起起早摸黑地干，才几年工夫就拆分了一次，产值翻倍，几年后又拆分，拆分后的厂子产值继续翻倍。

虾米一样的小厂子，在浪潮里翻滚，大浪淘沙后，熬不过去的，就歇了，熬下来的终于都成了像模像样的企业。到今日，村里各类中小企业有十几家，上规模的企业有两家，2010年前后，村企业产值为7000多万元，现在光振华齿轮一家产值就达上亿元。

定居下来的村民也开始从事新的行业。“全村1165人，劳动力720人，从业人员630人”，有人捕鱼、有人种地、有人开店，但是大部分人厂务工，光台州南氏一家企业就有几十个村民。

高山，让整个村子在新的地方落脚、生根、生长、繁荣。继1992年的批高山之后，1994年又有三分之二的村民移居到现麦莎大道两旁，建立了上礁门新村小区。“2008年，在综合贸易市场后面的二号小区得到了顺利的落实，又解决了一批村民住房难的问题。2019年，三号小区启动，同时建立了一幢二层的占地14方米的老年活动室，并且完成了公厕改造。”

我记得我们家是批高山，刚住到山下的时候，建的都是一层高的砖瓦房，从地基到房子建好，几千块钱就够了，但除了地方不同，屋子的设施其实和山上并没有多少区别。没有抽水马桶，每天要出去倒马桶。在山上，可以自己家的茅坑，山下连茅坑也没有，只有人家田头挖的一些粪坑。倒多了，人家也不高兴。刷马桶都要到河边去，也没有像样的埠头，只有一些石块胡乱堆着，勉强可以站人。第二年，村里建了综合市场，也建了一个公厕，情况才稍微好些。可是倒马桶的路却长了不止一倍。情况到了第二批时就好多了，似乎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摸索，人们对房子的要求和建设都有了质的突破。他们在新村小区建的都是三四层高的联排小楼，里面都配备了专门的卫生间。批和第二批的房子在一块，从外观上看就像两个时代的建筑。

到2008年二号小区开建的时候，有一个词就流行了起来：装修。用什么样的瓷砖、楼梯扶手、地板，墙面是粉白还是刷漆，或者贴墙纸，哪种抽水马桶好看又省水，装什么牌子的浴缸，用什么淋浴喷头，用电热水器还是太阳能热水器……红砖墙、水泥墙面的村民们仿佛觉醒了，纷纷开始努力装扮自己的房子。

这个时候，另一个词语也开始从人们嘴里冒出来：套房。在综合市场边上，村里建了人们原以为城里才会有的套房，一套一百方米，起价才几万元。立地房的人们好奇地去看，别说，买的人还是很多的，因为地基越来越难审批，也越来越贵，买套房似乎也很合算。2019年，后一批地基审批下来，一间房就要15万元，且优先考虑村里当时还没有房子的村民。但是这个价钱和十年前的比，尤其是和批时代的相比，真的是有天壤之别了。将和后一批房子一起建起的，还有新的村部。原来的村部就在综合市场店面楼上，新的村部要建成一座五层高的大楼，底楼租给银行，楼上村里的各类活动室一应俱全，房子还没建好，好几家银行就已经来洽谈租金了。

山下的新村在蓬勃发展，山上的一切在时间里荒芜，但许多故事却不曾被人们遗忘。

上礁门村曾经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的地下活动基地之一。村子还曾是军事基地和民兵基地。“在解放玉环期间，隔海的洋屿岛被国民党残余占领，为了解放洋屿岛，解放军就在上礁门建立起军事基地，把上礁门长大厂的娘娘庙作为库使用，在庙后的山顶上修建了一条长达300米的战壕”，直到现在，这些地方还保留着原貌。我们小时候去玩，还捡到过许多弹壳。

“解放初期，为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乡里建立了民兵组织，因栈头港一带海域是边防海岸线的要道，毛竹园岗头正好与栈头港遥遥相对，又是这要道的制高点，所以就将村民王守才家作为民兵房，关公庙作为民兵，毛竹园岗头就是民兵站岗点。”

几十年时间过去了，村里的许多老人把这些历史口口相传下来，记录在村志上，张贴在村部的公告栏里，让下一代阅读、熟知、铭记。

2015年，村里将公厕翻新，楼下是公厕，楼上是老年活动中心，将边上的公交车停车场改建成了村民活动广场，还在路边竖了一块太湖石，上面写着“上礁门”三个字，在靠河的一边修建了大理石围栏，种了绿植，设了公告栏。公告栏的这一边建了一个小亭子，里面有石桌石凳。另一边和亭子相对地建了一个现代化的戏台，是在原来水泥戏台的基础上用钢架扩建出来的，原来是一面白墙，现在装上了LED显示屏，并在墙面上作了简单的修饰，用红色楷体字写着“文化礼堂”“精神家园”，两边是黑体的“务实守信”“崇孝向善”八个字。原本的戏台是没有顶的，遇到做社戏时，就用毛竹搭出架子，蒙上篷布，如果下雨，看戏的就要自备雨伞、雨衣，冒着雨观看。现在戏台的篷顶是可以伸缩的，不住了台面，而且连看戏的地盘去，人们也不用担心风吹雨淋了。原来唱戏的音响设备是需要戏班子自带的，现在音响、投影等设备一应俱全。

新戏台启用后，我去看过一次。当时正演着散场《送凤冠》（我们把正戏前唱的剧目片段叫作散场），天空飘着一丝小雨，人们挤在戏台底下，相互招呼“往里挤挤”，说“这么多年次看戏落雨不用带雨伞，和城里大剧院比也差不到哪里去”。

乡下唱戏，来来回回似乎就是这些剧目，看了这么多年，人们也不曾厌弃。那晚，因为这能遮风挡雨的戏台顶，耳熟能详的唱词也变得分外动人。

我想起小时候去看戏，看的都是庙戏。每到庙里神灵的寿日才请戏班子唱戏，戏台也就设在庙里。村共三个庙，娘娘庙、关公庙、杨府庙。娘娘庙供的是天后娘娘，其实就是妈祖，村里讨海捕鱼的人多，自然觉得需要供奉；关公庙供的是关公，杨府庙供的是杨家将，都是村里人对保家卫国的英雄为直接简单的敬意，也觉得他们定然能守护村子安。所以村里每年至少有三次庙戏。

请的戏班子以玉环的越剧团居多，如果温岭、黄岩的越剧团来，简直就是了不得的事情，天看戏的人肯定要比往常的多。剧团的行头都要靠船运到栈台或者沙岙坑码头，哪个庙做戏，庙边上的人就组织小伙子去抬戏箱，十几箱的行头，全靠人抬上来。然后还要组织搭戏台，戏人（我们把唱戏的人称作“戏人”）就在庙里的地上或者戏台上铺稻草，打地铺睡觉。女戏人娇贵一些，会被安排到边上人家里去休息。

每一次庙戏都是村里的一件大事，人们老早就会通知四亲六眷来家里做客。戏台前挤满了老少，小吃摊子见缝插针地摆到人群里，不落下一单生意。这个时候的大人大约都是心情愉快的，会时慷慨会小小地纵容一下孩子，买一些往常舍不得买的零嘴。

现在的戏台前，小吃摊子也是挤挤挨挨地排着，摊子前的大人小孩也是挤挤挨挨的。其实这些就日常买的摊子，但是因为这氛围，似乎东西也比往常好吃一点。

灯光亮起，后面的背景会根据剧情发展自动变换，以前是一块块大布，要换，就要合上幕布，再卷起旧的、露出新的。以前的人们看戏时经常可以看到熟人，现在的戏人都是外地的。人们选戏都是开着车子去嵊州、杭州实地看过演出了才确定的，来的戏人里说不定就有一个两个的演员。父亲是经常去选戏的，略微懂一些，说以前一夜戏合着就几百一千元，现在一个好的戏人演一夜就要几千元，一台戏都要冒两万元。但是他又说贵也贵得值，现在什么都不一样了，专业的就是好。

看戏，我是不大懂的，图的只是一个热闹。这份热闹好像几十年了都没有变过，人们劳作之余，有这样的一份热闹，自然是日子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变的只是展现热闹的各种硬件吧。

但是做庙戏的时间毕竟少，更多的时候，戏台是空着的。在有些节假日，这里就会放电影，《战狼》《红海行动》什么的都放，但是看的人并不多，一般是老头、老太太，还有一些孩子，来得多的是外地的务工人员。村里的小伙、姑娘们，早就舒舒服服地躺家里在电脑前看完了。我就想起小时候去看电影，也是件难得的盛事，村里人早早吃完晚饭，呼朋引伴地赶到村部。放映员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轮着过来的，有些年轻人等不到自己村子放，已经早些日子跑到别村看了，等轮到自己村子了，他们就再看一遍，边看还边跟旁人解说。放映员到下一个村子了，他们还会赶过去。电影有时就放一个晚上，有时会连着放三个晚上。夏天还好些，多被蚊虫咬几口，冬天真的是冷得眼泪鼻涕直流，但是人们也不愿离去，便往中间挤挤，似乎足够的热情能产生足够的热量抵御寒冷。冷热之间，自是今时不同往日。

白天的广归还是清冷的，不是没有人——依然有小摊和做买卖的人，清冷的是没有电影放映，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散在广场的角角落落里。老头们有的在亭子里下棋聊天，有的在活动中心搓麻将，更多的是一人一只智能手机，坐在椅子上看上的短，时髦一点的还打开了专门看越剧的APP，偶尔还相互交流。到了夜晚，广场就火热起来，成了广场舞大天下，一群白天在家带孙子孙女、在工厂上班甚至下地干活的老太太，在夜色的掩映下、在音乐的律动中，挥舞着手脚扭动了起来——这一点好像城乡都一样。

随着新村的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都是历历在目的，别的不说，光看村子里380多户人家，就有三四百部车子。路修了，车子有了，脚步就分外长了。以前人们都往外面跑，杭州、上海、北京，现在出国变得不稀奇了（村里好几户人家的孩子都是在国外读书的，还有人专门去国外做代购），而现在人们竟然更愿意往山上跑了。似乎几十年前向往的生活如今有了着落，反倒怀念起原先在山上的日子了。人们在炮台旁修建栈道，将白马岙金沙滩的广告做得满镇都是，在栈台修建了休闲娱乐设施，把老傲前村的果园做成了产业。镇子提出建设滨海景观带，村里也要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把祖辈生活过的山林重新开发起来。

村里人对山林的记忆、农耕的基因仿佛再次被激活，老根在村了大片的山林种红心柚，村里也决心建水果采摘园。

我去采访村主任的时候，他拿出一沓航拍的村子照片，一张一张、一处一处、一点一点地指着上面的废屋、山地、林子等，介绍说这里要修古商道，这里要修从炮台到礁门的小火车轨道，这里是水果采摘园，这里的壕沟可以建教育基地，还要和其他村子联合，共同搞旅游开发，村民投资入股，可以分红……村子新一轮的发展指日可待。

我在这个村子里出生、成长，其间不断离开又不断回来，从对它的逃离、忽略到、深入，我无法走遍沿海的所有村落，但是我渐渐了解了这个村子的“前世今生”：几百年前从无到有，从四十多年前的贫困到今日的小康，从农渔的单一产业到工农渔等产业综合性发展，从发展过程中对工业产值的片面追求而忽视土地到现在力求各项产业均衡发展，并重新重视土地……上礁门村的前世今生，何尝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乡村发展、振兴的缩影，何尝不是不同的时代在民间的鲜活书写？而那些在改革大潮中沉浮搏杀，练出一身胆色和本领的人，是向涛而立的弄潮儿，是砥砺前行的开拓者，是锐取的奋斗者，是时代精神的书写者。

而我能做的就是，他们，记录他们，展现他们弄潮的风采。

注：根据个人要求，文中部分人使用了化名。

马非白

2021年7月

节选

作者简介

马非白，原名张文志，女，浙江台州人，现供职于台州市文联《台州文学》编辑部，浙江省作协会员，入选浙江省第三批“新荷计划”人才库。著有读书随笔集《美的相遇》，散文集《自己的远方》《重构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