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情依旧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在厦门大学“陈汝惠教授创作与学术研究研讨会”上的讲话 今天与会，百感交集。感谢校、院、系领导和专家、老师们的热心建议、支持，在家父逝世10周年之际筹办了这个研讨会。 父亲是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中的普通一员。老家在上海宝山，10岁时爷爷去世，大伯陈伯吹挑起了六口之家的重担，小学毕业就当了家庭教师，边教书边写作。五弟父亲步其后尘，15岁从吃饭不要钱的乡村初等师范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同时插班攻读高等师范，17岁就蹐入上海立德中学教书。兄弟俩年轻时就以锦绣文章立足上海滩，大伯先后被北新书局、中华书局聘任为编辑，逐渐成为有“东方安徒生”称号的儿童文学家；父亲则是活跃于抗战时期上海的“孤岛文学”作家，著有《女难》《淡水》《死的胜利》等小说和大量杂文，他的人生理想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命运里光耀着”。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父亲起草并组织印发了《告上海市民书》，百万市民争相传阅。1947年在国民党与三青团党团合并前夕，他拒绝高官厚禄利诱，冒着生命危险公开登报声明退出三青团。之后，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创办了上海市江湾中学，推行进步教学，资助师生投奔解放区，积极迎接解放。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教育学论著《父母与子女》，被大夏大学破格聘为教育系副教授。新中国成立伊始，**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先生把父亲介绍给新上任的厦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王亚南，转而南下任教。 他一辈子当教师，热爱这个神圣的职业，热爱工作和生活了三十余年的厦门大学。他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但勤恳，愿意学习和进步，与人为善。上世纪50年代，是家父人生中*美好的时期，除了大量教学科研活动和社会活动，几乎每年都有一篇以上有分量的论文在《学报》发表，散见于全国、省、市报刊上的文章更多，这期间他还带领教研室的同事们主编了中国**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 他的中青年时期，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日本宪兵上门抄家、张榜悬赏抓捕他，国民党当局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把他列入秘密追杀黑名单，连婚恋、成家、生子，也都在颠沛流离的动荡中度过。我清楚记得1949年上海解放的那天早晨，他终于告别颠沛流离回到家，喜形于色地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和亲戚朋友们相互庆祝、欢呼：“解放了，上海解放了！”然后带我上霞飞路，观赏整整齐齐露宿在街头的人民解放军，啧啧赞不绝口。 我自幼视父亲为慈父、导师和挚友。我*早接触到的中外名著梗概，都是每天早晨钻进他的被窝里，以不讲一段故事我就赖着不起床、他也睡不成觉（时值他在正言报社兼职，上夜班）的方式获得的；后来又是他借助厦大图书馆让我读到了这些原著以及更多的名著。他手把手地教我写作。我13岁在福建省文联刊物《园地》上发表了处女作散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有一次我问父亲：“作家是否就是*会讲故事的人？”父亲似乎认为我悟到了一点真谛，欣喜地拍拍我的头。 家庭*愉快的时光是一家人围坐着，边吃晚饭边海阔天空地漫谈。父母亲都是学教育学的，擅长正面教育，从不打骂，甚至可以对父母的批评提“抗辩”，他和颜悦色地听，引导民主讨论，直到以理服人。我们也常讨论时事政治，记得是1958年或1959年，有一次谈到毛泽东主席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父亲说：“毛主席要伟大得多，如果让我替毛主席死，为了毛主席，我情愿；如果让我替赫鲁晓夫死，我不情愿。” 父亲对于毛主席的崇拜是真心实意的，早在50年代他就接连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实践论〉与教育原则》《〈实践论〉与教育过程》，结合二十多年在大中小学里教学的实践，阐述了研学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1964年2月的寒假，我面临大学毕业前的考研，写信告诉家里不回去过年了，不料父亲竟从厦门赶来福州帮我备考。我们在招待所租了一个小单间，两张单人床之间小小的写字桌上堆满了中外文资料。父亲按假期天数给我拟了一份复预习计划表，其中印象*深的就是讲授他正在给厦大中文系写作课讲的关于《矛盾论》与文学创作的内容，从构思、选材到下笔、修改全过程都离不开“矛盾论”哲学。他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主席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切实事求是，遇事抓主要矛盾，弄清矛盾的主要方面，促进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不仅从事文学创作，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用得到，而且无往而不胜。我至今记得他一边在纸上画图，一边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样子，这是我终身受益的哲学启蒙课程。 他在经受旷日持久达18年的“内部审查”过程中，不管遇到多大多残酷的压力，始终实事求是地申诉自己曲折的历史真相，因为他坚信“两论”中精华的精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一精华所在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共同信念，支撑我们始终“相信群众，相信党”。 经过了“文革”浩劫，他晚年特别感恩邓小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初，苏小明的《军港之夜》流行，有一次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