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橄榄型社会

**章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道路共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看，美国等主要经济体贫富差距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一种波浪线似的大周期轮回走势，而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从各国的横向对比来看，各国人均实际GDP与基尼系数的关系表明，在人均GDP达到大约美国的八成以前，伴随着贫富差距下降，收入水平是上升的，此后要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才需要付出一定的公平代价。由于这种关系形似对号，我们将其称为效率与公平的“正确曲线”，意味着共享高质量发展可以走出一条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道路。不完美的要素市场是贫富差距的源头。由于初期资源禀赋不同、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垄断等因素的存在，现实中的市场机制无法自发实现自由交易与充分竞争，需要政策干预。中国城乡、区域、代际三大不平衡的分析表明，不当干预有可能带来新的交易成本，造成人为的市场缺陷。因此，着眼于兼顾效率与公平，中国未来既需要通过政策干预来弥补市场天然的缺陷，例如消除劳资谈判地位不平等、弥补劳动者在适应技术进步方面存在的天然劣势，也需要通过改革方式消除不当干预，例如破除阻碍劳动力在城乡间、区域间流动的不当限制。对于这些问题，本书第二篇将分别从劳动力、技术进步与数字经济、碳中和、金融、房地产、全球化六大视角，进行详细阐述。即便是在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也需要再分配等公共政策对于一次分配的结果进行干预。因为市场机制下的帕累托*优原则是一种微观层面的个人主义效率观，如果没有再分配政策等外力的干预，会产生效率的加总谬误问题，即微观上的有效会造成宏观上的无效。因为市场竞争的持续优胜劣汰，意味着购买力可能会日益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导致供给无法自动创造需求，造成宏观上供求失衡，拖累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前期经济增长成果也存在丧失的风险。当前，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日益乏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加总谬误，因为较高的基尼系数意味着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会抑制投资乘数，削弱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总之，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虽然人均GDP大约只有美国的1/4，但并不意味着要实现更高收入就要继续扩大贫富差距，更不意味着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效率。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来兼顾公平与效率：一是在初次分配层面，致力完善市场机制，让各种生产要素在竞争地位平等、交易成本低廉的环境中，进行自由交易、充分竞争，这样产生的一次分配既是资源有效配置的表现，也是机会公平的；二是通过再分配，致力推动结果公平，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实现宏观层面的效率与公平兼顾，详细分析见本书第三篇有关社会服务与公共政策的讨论。第二章 从金字塔到橄榄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随着经济增长和政府扶贫而持续减少。7.7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占全球同期减贫的七成以上。中国的脱贫政策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政府从资金、人员和机制等方面对农村贫困地区提供支持。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为农村贫困群体通过打工就业摆脱贫困提供了渠道。尽管如此，中国的低收入群体仍然人数众多，收入分配形态更接近金字塔型，而非橄榄型。从收入、消费和财富分布的角度看，中国这三项指标的基尼系数位于较高水平，说明分布的差异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基尼系数走过了一个先大幅上升然后平缓下降的过程。中国收入差距近一半可以归结为城乡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财富集中度则持续上升，房产构成中国家庭的主要财产，城市房价长期上涨是中国财富集中的重要推手之一。利用联合国大学的WIID数据，我们发现，按照一定的收入分组标准，中国收入分配的结构形态接近“金字塔型”，而欧洲、日本和美国则接近“橄榄型”。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低收入群体人数仍然较多，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尚不足支撑“橄榄型”的腰部。此外，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仍然较低，中低收入群体的抗风险能力弱，仍然具有返贫的脆弱性。改善收入分配，重点不仅在于“橄榄型”的形态：如果我们修订分组标准，继续细分低收入人群，收入分配总可以得到一个橄榄型的形态，但由此得到的橄榄型并不意味着共同富裕。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有赖于人均收入水平的继续提升和中高收入人数的增长。要将共同富裕的理想化为实践，需要衡量的指标。基于“富裕”和“共享”两个理念，我们设计了一套衡量共同富裕的指标，以便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中国以及各地区的富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