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唐代文学的文化视野

盛唐文士文化心态的微妙变化（选自第四章第二节） 按照盛唐诗选家殷璠的说法，从唐睿宗景云元年(710)至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前，是声律风骨尚未大备的时期。此一阶段，沈佺期(？—713？)、宋之问(656？—712？)、李峤(645？—714？)、杜审言(645？—708)虽已初步建立了律诗的格式，然或被贬或卒，都一一离开了诗坛；而盛唐代表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还未崭露头角。就在这新旧诗风交替的间隙，王湾在《次北固山下》中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一风格壮美而又富有展望的新气象，吹响了“盛唐之音”的前奏。开元十五年(727)后，盛唐时代的主要诗人开始登场了，他们多怀跻身朝阙、参与国政的政治热情，高唱着“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理想之歌，或决策于朝廷，或立功于边塞，大有一展宏图之志，诗歌风格上则表现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学界多称之为“盛唐之音”。 但是，“盛唐之音”到开天之际即已发生一定的变化。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不独标志着所谓的“盛世”已初露黑暗专政的端倪，而且也使此前诗坛一味的高唱、宏响中混入了不安的和声。次年，张九龄在荆州所作的《感遇》诗表现出对忠直朝士命运的担忧和不平。接着，这种情绪也波及到与张九龄关系密切的王维、王昌龄等人，他们或归隐、或出为外职，开始远离险象环生的权力中心，情怀也由原来的踌躇满志变为对羁身名宦的隐忧。可以说，是较为了解朝政的上层士大夫，*先在盛唐诗坛上唱出了对国事、时世忧虑的歌声。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认识局限，这忧虑尚不激切。天宝元年(742)，李白应诏入朝，才使得张九龄、王维等人诗中的这种忧思激化成对长安政坛黑幕的全面曝光。他在天宝三载(744)春将去朝时所作《灞陵行送别》诗中用“紫阙落日浮云生”，暗指朝中邪佞蔽主、谗毁忠良的政治局势。他在朝中和离开长安后不久所作《鸣皋歌送岑徵君》《玉壶吟》及《古风》其十五、二十四、四十六等作品中，则从多个侧面讽刺、谴责朝中混浊不清的现状。由于其矛头已经直指皇帝，所以不能只看作是盛唐志士对朝廷不能用贤的讽谏，而是表明李白也开始对“圣代”“明主”持保留和怀疑态度，遂离京而去。 与此同时或早于这些上层士大夫对盛世国运的忧虑，开天间另一些久不擢第的布衣诗人，也发出了“明代遭弃”“自伤不早达”的悲鸣。虽说玄宗朝已经为广大寒士提供了广阔的仕进道路，但皓首穷经，并不能保证仕途一定得意。所以，在开元中，就已经有不少诗人将这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发为悲声。高适家境贫寒，但身逢圣代，亦与其他盛唐志士一样渴望风云际会、建功立业，可是当他“西游长安城”“屈指取公卿”时，却失意而归，于是他又悲愤地喊道“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别韦参军》)。此后，他无可奈何地长期混迹渔樵、托身畎亩，不断慨叹“逢时事多谬，失路心弥折”(《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微才应陆沉”(《淇上别刘少府英》)、“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科场失意使他看到世态的炎凉。诗人越来越孤独，愈来愈感伤，竟至悲哀地唱道：“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宋中十首》其一)此时与高适同游者亦多系同病相怜之人，他们“相逢俱未展，携手空萧索”(《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反映了盛唐大批贤士恓恓惶惶、不知何适的怅惘和悲凉。所以，在颇能代表盛唐诗风的《河岳英灵集》中，我们不但可以听到王维“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旷达之音，亦多能感受到圣代不遇的悲愤之辞。如，殷璠评孟浩然是： 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 评薛据是： 自伤不早达，因著《古兴》诗云：“投珠恐见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举，功成叹何及。”怨愤颇深。 评王季友也是： 白首短褐，良可悲夫！ 可见，在盛唐诗坛，诗人们的积极进取中亦夹杂着蹭蹬下僚的悲鸣，而且这种悲鸣愈来愈激切。 如果说开元中科举制度尚带有相当程度平等竞争的性质，那么到开元末年则开始颓坏，弊端日显。李林甫当政，嫉贤妒能，强压才士，遂于天宝六载(747)导演了一出“野无遗贤”的丑剧，暴露了科场的欺骗性。而当时的士子们也什什伍伍，大开干谒请托之风，以至贡举失公，伤风败俗，一些清贫、刚直之士就成了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在参加了那场由李林甫操纵的“野无遗贤”的考试之后，元结直书其事，揭露个中阴谋，但他不愿“依托时权”，且以“丘园洁白之士”(《喻友》)与友共勉。天宝七载(748)，他又游历京师，鉴于当时“丐名位于人，丐颜色于人”的科场丑态，愤然作《丐论》以讽当道而归。后来，他又在乾元三年(760)编选的《箧中集序》中慨叹道： 自沈公(千运)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于是者，显荣当世。谁为辩士，吾欲问之。 说出了当时大批出身贫贱而又耻于干谒的寒士们的心声。生于神龙、景云间的沈千运，家贫，性正直，天宝中数应举不第，在濮中作诗以寄感慨。他用“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的反语，揭露那次受骗的应征，又以“五十无寸禄”，终将“栖栖去人世”的惨痛事实，把豺狼当道血淋淋的真相展现在世人面前，*后喊出了“始觉前计非”(《濮中言怀》)的悲愤认识。同样，于逖亦身世孤清冷落，怀才不遇，落拓后则以“有才且未达，况我非贤良。幸以朽钝姿，野外老风霜”(《野外行》)的愁苦之音，抒发其怨而不怒的消极反抗情绪。张彪和孟云卿这一对表兄弟，俱奔走仕途郁郁不得志，前者以“衣马久羸弊，谁信文与才。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北游还酬孟云卿》)，倾吐内心的坎壈不平；后者更是“含酸欲谁诉，转转伤怀抱”(《古别离》)，满腹酸楚。显然，这些盛世失意者的呼号，也是“盛唐之音”所掩盖不了的。而且，正是他们的愁苦之音，使我们看到了常人所忽视的唐代开元天宝间所谓“盛世”“明代”时灰暗阴冷的一面。 但是，由于处世观的不同，盛唐诗人对于仕途受挫的心理反应亦不相同。其中，受儒家积极入世观影响较深者，如杜甫，多能屈己求人，汲汲于功名仕进，表现出矢志不渝的进取精神，发为歌吟，孤愤悲慨；元结及一些刚直贫贱之士，则落拓回乡，愤世嫉俗，声情激切而高古；而另外一些受佛道思想浸淫较深者，如王维、孟浩然，则走向山林、田园，或在禅悦的境界中消磨自己的锐气，或借自然界的胜景寄寓他们洁身自好的情怀，诗境冲淡、空灵，流露出一种寂寞和失落。至于那些科场失意后远走大漠者，亦非人人得遂心愿。边塞上、军旅中日渐黑暗的内幕，使得许多边塞诗人，亮开啼血的歌喉，唱出了一曲曲悲伤、愤激的征戎之歌。高适的“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答侯少府》)，较早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其《邯郸少年行》“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则写游侠豪雄而不见赏的凉薄交态。而陶翰的边塞诗中更是充溢着悲愁苦寒的气氛： 燕歌行 家在辽水头，边风意气多。 出身为汉将，正值戎未和。 雪中凌天山，冰上渡交河。 大小百余战，封侯竟蹉跎。 归来灞陵下，故旧无相过。 雄剑委尘匣，空门垂雀罗。 出萧关怀古 孤城当瀚海，落日照祁连。 怆矣苦寒奏，怀哉式微篇。 更悲秦楼月，夜夜出胡天。 此时边塞诗中这种越来越浓烈的悲怨情调，怕也是用“盛唐一味秀丽雄浑”和“盛唐之音”概括不了的。 其实，那种认为盛唐诗歌一味表现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的观点，首先是曲解了盛唐诗人追求的“风骨”的审美内涵。不用说陈子昂对唐代理想诗风的期待是以“汉魏风骨”为规范的，而且盛唐人所激赏的“风骨”也是承汉魏而来。建安作品中弥漫着一种身处乱世难以得遂心愿的慷慨悲凉，风格苍健、孤深。盛唐人虽处太平盛世，却也有同建安诗人意气、襟怀上的相通，即渴望建功立业、风云际会。他们虽然满怀热切希望，但是，或“自伤不早达”，或“运命唯所遇”，这种仕途多舛、功名难就的郁愤，就发为耿耿之气、凛凛之骨，表现出更为感动人心的风骨美。如高适称薛据的作品是“纵横建安作”，说自己与友人同游梁宋诸诗是： 周子负高价，梁生多逸词。 周旋梁宋间，感激建安时。 (《宋中别周梁李三子》) 岑参则说杜华未仕时的作品有风骨： 得君江湖诗，骨气凌谢公。 (《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耀》) 殷璠谓薛据： 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 评高适则云： 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且余所爱者，“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吟讽不厌矣。 殷璠在列于《河岳英灵集》卷首的常建诗作的评语中，更直截了当地指出： 高才而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照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 殷璠所*深爱者、所叹赏者如斯，可见，其所谓“气骨”者，实亦包括这种渴望建功立业却又几经蹉跎的悲慨之美。另外，被殷璠许为“诗笔双美”的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选入的作品也无一篇表现出建功立业后高昂、明朗、开阔的情怀。确切地说，殷璠和其他盛唐人所追求、欣赏的“风骨”美，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世运日渐黯然，政治理想日渐破灭后的慨时伤世的“盛世悲鸣”。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盛唐诗歌刚健凛然的风骨，才更得“建安风骨”的艺术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