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 组织、观念与方法

《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　　多年前北京的学生到贵州山区调研，一位没有出过山的高寿老人听说学生们从京城来，问道：“我耳背眼花，腿脚不便，出不了门，不知现在是哪个皇帝当朝呢？”学生们惊讶老人的问题，皇帝已经不在一个世纪以上，和老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但老人的认同还在。这种认同的来源是文化关联——共同的血脉、语言、祖先、传统和历史共同体意识。　　文化认同纽带的基本特点，是将历史传承关系作为联系铸成社会共同感，通过意识形态教化和传统价值观得到维系。文化认同在个人意识层面广泛而牢固，如同祭拜家族祖先，进而广义上的祭拜先人和先世皇帝，都在维系子民对同宗同祖的认同和归属感。这一认同的基础是共享同质性特征，特别是血缘和地缘的由来和历史关系。比如前述老人承认自己为炎黄的子孙、皇帝的子民，和其他人一样，具有相同文化和血脉，但是显然，皇权政体和民众生活的具体互动，尤其是和他们的需求满足关联微弱。除了突发性赈灾，皇权和民众生活的日常需要及权益保护基本无关，所以老人并不知道、甚至也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　　那么，谁来满足国民生活需求？是他身边临近的组织，比如家族、宗族和村社共同体。这些组织比起“国家”更被国民生存所依靠，二者利益攸关，因而关系持久稳固。所以，这类组织遇到侵犯等同于对国民生存的威胁：人们会感到自己的权益财产将失去安全，要奋起保护之。但外来武力对皇家的威胁，虽然具有象征的民族侮辱含义，却无关劳工切身权益的伤害，因为他们的需求并非依靠公共社会获得满足，他们的权利也并非由“国家”负责保护。他的生存权益兑现和“国家”关联甚小，承担这一职责的是他们身边的初级社会组织。　　我称这样的社会组织化现象为文化整合，其形成成员内聚的力量，来源于文化共同体——共同的历史和血脉纽带、亲缘关系及其扩展形式——家族、地缘、宗族和种族关系依赖。人类早期的群体内聚依靠这一机制完成，是因为当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彼此的责任没有从初级组织中分化出来，交由公共组织承担，并经由公共财政和公共税制、特别是法治等现代制度来支撑。　　文化认同作为纽带达成社会整合的特点是：民众对于“国家”权力中心的认同，基于文化历史的联系、而非实际权益的联系。皇权的至上受到天理支撑，但和民众实际生存有关的权益管辖，即承担现代意义上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的，是一些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数量很多，有层级差别，但互不隶属，各相疏离，规则各异。虽然从上到下，在每一个地区，都建有名义上的“国家”管理机构，但如果进一步审视它的实际成效，就会发现，这些组织实际上的运作原则迥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