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

　　一个公民能对国家提供的各种服务，只要主权者一提出要求，他就应当立刻照办；但主权者绝对不能对臣民施加对共同体没有用处的约束，它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按理性的法则，没有理由的事，就不能做；按照自然的法则，同样是不能做的。　　把我们与社会体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约定之所以是必须履行的，完全是由于它们是相互关联的，是由它们的性质所决定的：一个人在履行这种约定时，就不可能不是在为他人效力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效力。如果不是因为大家都把“每个人”这个词理解为他自己，都想到为大家投票也就是在为自己投票，公意又怎么会总是公正的，而且大家又怎么会都希望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幸福呢？这就证明权利平等和它们所产生的正义观念是由于每个人的偏私所产生的，因而也是由于人的天性所产生的；这也证明了公意要真正成为公意，就应当在它的目的和本质上是公正的：它必须来自全体，才能适用于全体。如果它倾向于某个个别的和特定的目的的话，它就会失去它天然的公正性，因为这时候我们是根据一些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来进行判断的，因而便没有真正的公平原则来指导我们。　　事实上，一项个别的事情或个别的权利，只要在某一点上未被事先的公约所规定，就会引起争议。在这场争议里，有关的个人为一方，而公众则为另一方，但我在这里既不知道它应当遵循什么法律，也不知道该由哪位法官来判决。这时候，如果把它提交给公意去表决的话，那是很可笑的，因为公意只能是一方的结论；这种结论，对另一方来说则是一种外来的和个别的意志，因而将造成不公平，而且容易犯错误。另外，正如个别意志不能代表公意一样，公意一有了个别目的，它就会改变它的性质，就不能再作为公意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情做出判决。例如，当雅典的人民任命或罢免他们的首领，或者对某人授予荣誉或对另一人进行惩罚，如果他们不加区别地用许许多多个别的法令来做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这时候，人民就不再有真正意义的公意；他们就不是作为主权者行事，而是作为行政官行事了。这似乎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不过，请允许我留待以后来陈述我的看法。　　人们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不在于它所得的票数，而在于其间有使人们结合起来的共同的利益。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必然会服从他要求别人遵守的条件；这种利益和正义二者之间的可赞美的一致性，使公众的讨论具有一种任何其他个别事情所没有的公正性。在个别事情的讨论中，由于没有能把法官的准则和当事人的准则联系起来形成一致的共同利益，因此这种公正性便消失了。　　无论从哪方面探讨这个原则，我们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即：社会公约在公民之间将奠定这样一种平等，使他们每个人都遵守同样的条件，从而享受同样的权利。可见，由于公约的性质，主权的一切行为，也就是说真正出于公意的一切行为，都将同等地约束或关心所有的公民，因而主权者只认国家共同体而不区别对待组成这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个人。然则，主权行为严格说来究竟是一种什么行为呢？它不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约定，而是共同体同它的每个成员之间的约定。这个约定是合法的，因为它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的；是公平的，因为它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是有益的，因为它除了大家的幸福以外，便没有其他的目的；是巩固的，因为它有共同的力量和*高权力做保证。只要臣民们都只服从这样一个约定，他们就不是在服从任何一个个人，而是在服从他们自己的意志。如果问主权者和公民各自的权利会扩大到何种程度，那就等于是问公民们将自己约束自己——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到何种程度。　　由此可见，主权权力无论是多么绝对、多么神圣和多么不可侵犯，都不会超过而且也不可能超过公共约定的界限，而且每个人都可自由处置这种约定所留给他的财产和自由；可见主权者无权使某个臣民比另一个臣民承受更多的负担，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事情就变成个别的了，主权者的权力就不再有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