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下起元:当代、文学及其话语/刘大先(中西方之间的文化碰撞,边缘化与多元化之间的张力.)

晚近三十年来，当代文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一直被所谓“边缘化”的话语所笼罩着。作家与批评家齐声哀叹文学的风光不再，他们声称在宏大叙事解体之后，又遭逢市场的夹击，严肃文学不得不在夹缝中步履维艰地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理由和可能性。在这种总体语境中，之前的文学出现了分化，虽然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所能规约，到了如今，它们的“多样化”特征却似乎更加明晰了：一部分弄潮儿顺势而变，投身资本经济的洪流，以注意力经济消费为旨归，这类文学势必以事件、话题、*基本的原欲及其压抑与压抑的（虚幻）实现为中心；另一部分则以精英姿态，或者采用保守式的回望与坚守思维，（至少在姿态上）弘扬某种理想主义的情愫，其中健者则意图重新发明文学，开创与引领某种更具有新时代先锋意义的文学价值。 “边缘化”与“多样化”之间构成的张力空间就是当代文学的现状，当然，这本身只是一种描摹，事实上不同特征的文学群落之间时不时地交叉重叠，有时候*前卫激进的那部分可能只不过是在营造独属于自己的象征资本，而部分作家也时不时向市场暗送秋波——所有的一切都充分显示了我们时代文学内在的精神分裂：表述与实践充满割裂，精神与金钱暗通款曲，而决定这一切的无可回避的事实是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展所造成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文学生态结构变化。 回首现代以来文学的历时性位置嬗变，可以更为清楚地观察到这种文学生态结构的变化轨迹。在帝制王朝向现代（国族）国家递嬗之际，因为面临全球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挑战，民族主义必须对外抵御侵略，对内唤醒民心凝聚民众，文学在传统价值观崩盘的背景下由“小技”而被提升为“大道”，因为知识分子发现了它所具有的情感与“想象”的巨大能量——它直接与现代政治、国家与“人”本身的建立与巩固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魂”的巨大象征才由文学家来承担。现代文学的意识形态能量一时无二，并不是外在施加的，而是现代性本身的结果。它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确实站在了社会文化生活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