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创造条件、完善制度，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已经形成了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 共同富裕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资本主义发展初始，就有很多先贤学者发现贫富差别和贫富分化是深蕴在制度内部并可能*终摧毁这个制度的东西，开始研究如何找到社会均富即共同富裕的途径。*终，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这种研究探索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一个以市场体制高度发达的美国为代表，实行所谓“滴漏模式”（Trickle-down），简单讲，就是资本与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后逐步向下层低收入人群散布。另一个就是著名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或称“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即由国家调控，政府和市场共同承担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职能，抑制资本和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很显然，“滴漏模式”的效果菲薄，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今天5%的美国人口掌握的财富比重大大高于20年前，贫富严重分化已成为美国常态。“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则是另一种状况，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这种模式经过不断修正调整，有充分的理论解释，也有长期的实践验证，国家福利水平和社会均贫富水准都得到很高的国际评价，受到许多国家大多数社会人群的高度认同。 消除贫富差别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另一条路，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国家把按劳分配作为唯一分配原则，不允许劳动以外的要素参与分配活动（除极少量分配活动外），由中央计划机构管理分配过程。由此，苏联模式消灭了资本主义由于资本占有和资本剥削而产生的贫富差别与贫富分化，出现了一个至少在形式上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状态。但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无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因为，收入分配的计划体制消灭贫富差别与贫富分化的同时，也消灭了*活跃的经济增长机制，生长了群体吃大锅饭的惰性体制，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迟滞相随而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还在发展问题上和美国总统公开叫板，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两国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就无法进行比较了。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成功，苏联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了，“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只适合于高度发达国家，*成功的案例又往往发生在北欧较小的国家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很多落后国家由于各种机缘而发展兴起，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起飞后，绝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社会割裂，进入腐败、内乱、混战和政权更迭状态，造成经济发展长期迟缓甚至停滞，无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种典型案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地区都不鲜见。 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早就成为党的执政理念和重要目标，也早就纳入党的治国理政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崇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按照这个模式的基本要求管理收入分配，结果当然也不可能脱离该模式的历史逻辑：没有贫富差别和贫富分化，也没有经济快速增长与发展的强大内动力，*终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空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共同富裕也学不了发达国家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照抄照搬肯定不行。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开始按照改革开放的思路重新思考共同富裕课题，经过40多年来不断实践探索，不断总结提炼，不断创新前行，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共同富裕中国模式。 共同富裕中国模式的内涵十分丰富，我认为*鲜明、*突出、*有中国特点的就是三条。 **，社会公平始终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共同富裕要求国家积极调节收入分配，平抑贫富差别，关照社会弱势人群，实现社会公平。中国的经验表明，社会公平要从空想变成现实，必须以发展为基础——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发展水平提高，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也要积极随行，不可或缺，不能弱化。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8.7亿元，人均385元，国家财政收入仅有1132.26亿元。在如此低水平的发展条件下，我们的政策方针没有提出关于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过高要求，而是坚持把“发展才是硬道理”放在领先位置，先把“蛋糕”做大，再讲“蛋糕”分配，实际上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路径。随着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的提升，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系列配套政策也相机跟进，特别是重大战略举措的出台。 这里的典型案例有两个。一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中国农业千年发展的历史突破，中国农业成为全球极少见的无税负行业，当年就减负1000多亿元，大量农民进入小康。实施这个战略举措的基础是国家发展水平的大幅提升。2006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21.9438万亿元，是1978年的59.7倍；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876万亿元，是1978年的34.2倍。在这样长期积累的发展条件下，取消农业税的重大战略举措才可能真正摆到桌面上来。另一个典型案例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21世纪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历史性跨越。做好这件事，需要投入巨额人力物力财力，没有雄厚的国家实力是难以想象的。2017年的中国经济总量早已远超日本位列全球第二，国家财政实力和金融实力很有底气，外汇储备逾3万亿美元，已经具备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系统物质条件。如果在10年前或20年前就提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只能是一个宏伟的空想。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但也要承认发展首先是由少数人带动起来的。这些人是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们是发展的带动者，也是高收入人群。要发展就要允许他们发家致富，允许他们聚集资本财产，在合乎法律法规条件下，不论他们的财富和资本有多大。从某个视角看，没有这些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大发展就难以起步。同时，充分发展又必须依赖社会群体活动，需要大量人群参与，所以发展不能由少数人包打天下和独占社会财富，而需要逐步削弱贫富差别和促进社会共同富裕。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走向共同富裕。这不仅是正确的分配方针，而且是科学的发展方略，中国就是按照这个方针方略逐步走过来的。 第二，4亿中等收入群体兴起。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经济快速增长，市场与资本迅速扩张，社会贫富差距矛盾凸显，居民收入结构形成了比较典型的金字塔状态——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群的底座巨大，中等偏上收入群体规模次之，尖端是少数高收入者。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收入总量的扩大，中国开始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修正这个金字塔：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等等。40多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全世界规模*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收入结构已经开始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积极转变。 什么是当前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呢？按照国家统计局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7540元计算，显然偏低了。有一个研究机构的数据是月收入5000元左右，我认为比较合理。按照人均月收入5000元计算，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年收入总量超过20万亿元。正是这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他们手中的20万亿元，构成了中国消费市场的主体。国内房市、车市、家电市场、文旅市场和其他重要市场的兴衰，主要取决于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变化。从收入结构看，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大大压缩了高收入人群的比重，使低收入居民更容易向上层收入群体靠近，成为平抑贫富差别和促进社会收入分配更趋合理的重要力量。现在，中国决策机构正在研究制订“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战略规划，得到社会各界高度赞同，如果未来15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得以实现，将会出现一个规模惊动世界的8亿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收入结构将出现革命性的改变，贫富差别会大大缩小，共同富裕的目标真的就可能不远了 第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共同富裕*核心*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贫困。中国*贫困的人口在哪里？城市当然有，但绝大多数在农村。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历经曲折，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始终作为一项基本国家政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决策机构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重要国策，长期规划、持续投入、系统施治，不断取得突破和进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2017年党的十九大在各方面条件充分成熟的情况下，提出利用三年时间进行农村脱贫攻坚战。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