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人技巧:个人、家庭、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第八版)(社会工作经典译丛)

社会工作技巧与工作关系 社会工作实务的互动理论的核心是助人过程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工作者运用巧帮助营造积极的工作关系,有些地方称之为“治疗联盟”。继而,这一关系充当媒介,工作者通过它影响实务工作的结果。这个简单的模式可以用图呈现出来,请参见图1-3。 虽然这一模式喻示,技巧的运用会带来工作关系,进而影响结果,但双箭头暗示这一模式是动态的。例如,工作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工作者所运用的技巧。工作者可能会受到其与服务对象的互动中关系性质的变化的影响(比如,积极的关系会带来工作者一方更有同理心)。同样,对服务对象来说,积极或消极的结果也可能会影响其对关系的感知。 结合到这一理论里面的另一个模式是有关服务对象情感管理的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些想法是我理论构建工作的部分成果,我在其他出版物中有所描述(Shulman,1978,1981,1991)。这个理论建构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我们的感受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行动。感受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交互的：我们的行动也会影响我们的感受。 对于这种感受与行动的联系,我们可以添加第三个元素：认知。认知是指服务对象看待自己及其环境的方式。认知行为理论(Berlin,1983)有助于拓宽我们对下列问题的理解：服务对象对现实的感知,如何对自我形象、认识问题的本质以及应对能力的自我评估产生强大的影响。在本书中,我认为以循环交互的方式,服务对象的想法会影响他们的感受,继而影响他们的行动。书中呈现的模式可以称之为认知感受行动框架,以区别于整合认知行为方法的其他模式。 例如,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童年时期遭受过性虐待的女性幸存者在进入青少年时期时,称自己是“损坏的物品”。这些服务对象对所经历的压迫的回应方式可能是内化消极的自我形象,认为要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负某种责任。她们可能会表达有负罪感并担心自己可能诱惑了实施性虐待的成年人,从而用自责的方式将问题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这是一个现实的内化压迫者的例子(压迫模式在第二章会有更详细的讨论)。抑郁症状和个人的淡漠往往掩盖了潜藏的怒火,孩子为了生存而学会了压抑它。喝酒、吸毒是一种逃避,远离遭受虐待所带来的痛苦,这也是前面描述的自我毁灭行为的一个例子。这样的行为使受压迫的服务对象变成了自动的压迫者。 这些低自我形象的认知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可能衍生出的感受(如羞耻感),可能会导致这些青少年幸存者进入延续剥削的关系和生活形态。例如,低自尊可能会让一个女人跟那些剥削她的男人生活在一起,这些男人用身体、情感和性暴力来维持对女性生活的控制。吸毒和被裹挟进街头文化可能会导致卖淫。服务对象的这些行为,与她们的感受有关,反过来可能加深了“损坏的物品”的感觉。因此,服务对象的感受、想法和行动之间的消极交互关系导致生活问题不断加重。当然,对于许多幸存者来说,保护性因素(在下一章中描述)可以减轻虐待对她们生活的影响。 需要采取干预措施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随着工作者帮助服务对象看到埋藏着的痛苦和愤怒,并直面内在的压迫者,有时是直面实际的压迫者,服务对象就可以开始控制自己的情绪,并能更有效地加以管理,而不是为情绪所困。有效的实务工作可以帮助服务对象在认知上重新界定问题的根源,并开始将自己视为幸存者而不是牺牲品。在本书后面也会描述的寻解治疗的技术,能够帮助服务对象看到自身的力量,并开启疗愈过程。用第十四章描述的一个幸存者支持小组成员写的一首诗的话来说,服务对象可以克服痛苦,看到自己“活下来并欣欣荣”。 为了达到目的而处理情感的原则是,工作者帮助服务对象看到自身的感受和认知与行动之间的联系。意识到我们的所思、所感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是控制这些想法和感受以及我们行为的*初的一步。随着服务对象能更好地管理这些感受,并对自己和情况有更准确的评估,他们就可以开始更有效地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成功地应对生活中的问题,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举例来说,一位十几岁的虐待幸存者,可能先从自己做起,迈出**步,开始改变自暴自弃的行为。接受帮助戒除毒瘾,进庇护所不在街上流浪,或者试图打破受虐待和剥削的关系,这些都可能是她向着挣脱牢笼迈出的**步。她为了自身利益而迈出的每一步,无论多小,都能让她对自己有更积极的感受,并使她更坚定地迈出下一步。因此,管理她的感受有助于处理她的问题,而处理她的问题有助于管理她的感受。这是本章前面描述的存在主义方法的一个例子。这个服务对象的强大源自她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增强她的力量。 随着对这一模式的探查,我们会看到,如果工作者要帮助服务对象管理他们的感受,工作者必须能管理自己的情绪。例如,由于感觉到服务对象的痛苦,帮助性虐待幸存者的工作者可能会过早地试图安抚并未受损伤的服务对象。或者,工作者可能会让这个妇女把怒火转到剥削她的男人身上,这可能会抢先一步,让服务对象没机会自己做些必要的功课,面对自身的愤怒。工作者的这两种可以理解的情绪反应都可能会阻断服务对象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而工作者要做的是分享自己对服务对象的痛苦的感知,而不去尝试减轻痛苦。例如：我听你说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你有多痛苦,你一定感到受了多么大的伤害。我很想说：“别这样想!你是个有价值的人。”但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痛苦都在那里,我不能让它消失。 工作者也可以分享对剥削他人的男人的愤怒,例如,对性虐待的父亲,但是方式是能帮助服务对象面对自己的愤怒,而不是代替她处理情绪问题。例如： 当我想到本应照顾你、保护你的人对你做的事时,我就很愤怒。但从你对我说的话来看,你现在的感受很复杂。听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你希望自己的家庭不是这样,能够改变,你们仍然可以像一个真正的家庭。 在这一模式中,工作者分享自身的感受,我称之为整合个人和专业的自我,是一个至关重要但也有些争议的要素。再来借用医学界的观点,该领域的许多人以及社会工作文献都普遍禁止社会工作者在任何时候分享自己的感受。我会在整本书中论证并说明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事实上,根据我自己对医患关系做的一些研究(Shulman & Buchan,1982),这一原则甚至不适用于医学专业。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适当的边界内,恰当地、专业地“使用自我”,而不是在呈现设定的情绪空白中“丧失自我”。全书会对这个问题做更多的探讨。 我的研究(Shulman,1991)检验的八个技巧在我之前的研究(1978,1979b)中被证明是*重要的技巧。(本章*后一部分概述了该研究及其结果。)早期的研究考察了个具体技巧,在这22个技巧中有10个与建立积极的关系和工作者助人有着显著的相关。尽管所有这些技巧(和其他技巧)会在接下来的各章中进行讨论,但是重点会放到近期工作中所考察的八个技巧上。这八个技巧分为两组,如下所示： 工作者帮助服务对象处理感受的技巧： ●探寻沉默的内涵; ●将服务对象的感受转化为语言; ●显示对服务对象感受的理解; ●分享工作者的感受。 工作者帮助服务对象处理自身问题的技巧： ●澄清工作者的目的和角色; ●寻求服务对象的反馈; ●拆分服务对象关注的问题; ●在禁忌领域支持服务对象。 所有这些技巧在实务工作的各个阶段都很重要。然而,每个技巧在关系的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或影响。鉴于助人过程如此复杂,在不同的工作阶段之下对各个技巧进行分析是很有价值的。本书描述了下述四个工作阶段： 初始(或准备)阶段; 开始(或订立契约)阶段; 中间(或工作)阶段; 结束和转换阶段。 初始、开始、中间、结束和转换,每一个阶段的工作都有独特的动力,要求具备专门的技巧。塔夫特(Taft,1949)是*早关注时间对社会工作实务的影响的人之一。施瓦茨(Schwartz,1971)将这一维度结合到自己的工作中,增加了初始阶段,并将结束阶段修改为“结束和转换”阶段。 初始(或准备)阶段指的是**次与服务对象见面之前的一段时间。开始(或订立契约)阶段是指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制定出工作合约并开始建立工作关系的**次会面。中间(或工作)阶段是完成各项事宜的时期。*后,在结束和转换阶段,工作者让服务对象做好准备,结束关系并向新的经验转换。 另一种看待这些阶段的方式是把它们视为一系列的决定。服务对象(个人、家庭、群体或社区)在开始阶段必须做出的**个决定是,是否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并与工作者订立关系。即使是被强制的服务对象(如儿童福利、法院命令或缓刑领域)也必须做出该决定才能使工作开始生效。第二个决定是在服务对象向中间阶段过渡并决定处理更困难、更痛苦的问题时做出的。第三个决定是服务对象在准备结束关系时做出的,以一种通常被称为“门把手疗法”的方式,提出*有冲击力、*困难的工作问题。这些过程在本书均衡列举的微观(临床)和宏观实务的例子中可以看到。 我们在第三章开始探索这些结构,该章的重点是开展个人工作的初始阶段。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个人、家庭、小组和社区工作模式也会沿用这一分工作阶段的组织原则。例如,我们会讨论如何准备带领**次的小组会议,开始阶段我们的订立契约工作会是什么样,在中间(工作)阶段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结束小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