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死

夜降临太早，这场雨真的永远没完。上海的马路，像一个织妇的手把细丝般的水掂捏成一束，从路角汇集到铁阴沟盖，汩汩地流下去。下水道被泡过后，潮气升出，带着磷火的蓝光，幽幽地游动在四周。 法租界兰心大戏院门口人头攒动，伞和尖顶的雨衣密密麻麻占了蒲石路与迈尔西爱路口。这不奇怪，每晚都如此，今天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信不信由你。 一辆汽车驶过霓虹灯光闪闪的夜总会，往兰心大戏院而来，车夫猛地停住汽车。从里面下来两个女人，一看就是母女俩，他们心急火燎地往戏院门口售票处跑去。门口亮着“客满”的霓虹灯。女儿回过身来，失望地对举着伞的母亲叫喊。 母亲看看门口的票贩子，从皮包里掏出钱来。票贩子瞧瞧女人手里的钱，摇摇头走开。女儿不服气地翻找母亲的皮包。的确，没有多带钱。 票贩子在等票者中穿越进行，讨价还价加上诅咒发誓，不时有惊喜或失望的尖叫。 上海早就裂成几块，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日本人占据的苏州河以北，电车早已互不相通，看一场戏要换几趟车，不容易。 票房墙上挂着一个西式日历：1941年12月6日，日历已经只剩下*后一小沓。 今夜的观众，与以前不一样，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 “晚报说的！” “绝对不可能！” “怎么回事？”有人在急切地打听。 “这是谣言！”有人否认，那吼喊带着愤怒。 在戏该开场时，戏院门外的人越聚越多，扎断了街，堵塞了交通，人数远远超出剧场能容纳的数量。这一整个夜晚，兰心大戏院人流不断。连不远处国泰影院的不少观众，中断看电影，甚至那些夜总会里的男女，都往兰心赶来。 他们赶到这儿，不是想看戏，而是想知道戏能否开演。尽管这年月天天有重大消息，他们就是在家里坐不住，就是要到这里来，看事件如何发生，如何发展。 剧场里，富丽的圆顶灯光如菊，光焰四射，也不见暗淡几分。观众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他们站起来，离开自己得意的座位，厅内过道上，铺着华丽地毯的走廊挤满了人。不时有人激动地往后台走，想进入后台看个究竟：女主角是否在化妆，布景工是否在检查绳索？但台口守着的人一律拦住。 “那么是真的？”他们挑战似的问。 看守者平淡地说：“没听说那消息。” 早过了开场时间，台上还是没有动静。观众们陷入悬疑，又不知底细，觉得自己在受命运愚弄。他们的这份愤慨，像风中之火，往台上卷。 终于，幕布拉开，灯光仅打在一片江水之景的舞台上，一个人走出来，剧场渐渐静了下来。他戴着眼镜，穿着长衫，平时看着很高，这时孤零零的身影，却在空旷的舞台上显得个小。 老戏迷马上明白这不再是戏，这人是著名导演、爱艺剧团的团长谭呐。 谭呐镇静地朝进口招招手，让收票的人把戏院门打开，让场外的观众都进来。人们有秩序地鱼贯而入，不久过道都站满人，沾着雨珠的雨具收拾得妥帖。场内已经没有窃窃私语，一切都太像一个仪式。已经化了装的全班演员有次序地走上舞台，连乐队也拿着乐器，站到台上两侧。 谭呐回头看了一下台上的人，转过身来。他拍拍话筒，觉得声音清晰了，才抬起脸来面对观众，宣布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消息：她已经离开人世。 但是全场不知道如何反应，愣了一下才满堂炸锅似的大声哄然。 没有一个人退票，没有买到票的人，也把钱放到义捐箱里。 谭呐静穆地站在那儿，陌生人的脸在他面前出现，又消失。他的助手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下。他固执地摇了摇头，酸涩的口水艰难地涌上舌尖，吞回喉咙。 记者们赶来。谭呐不得不对他们说话。一江寒水涌入这个冬季，这一夜恐怕才刚刚开始。他尚不到35岁的脸上，爬上好几条皱纹。他不想演说，那蹦出嘴的话，吓了他自己一跳：什么时候，我是这样不注意措辞，倾倒出心里想说的一切？ 第二天早晨，上海中西文报纸大版面报道这件惨事，在名字上加了黑框。《申报》记者在头版头条引用了导演谭呐的原话：“一个时代的结束！”。 她的各种剧照，都被找了出来。报纸都说这是“现代孟姜女哭夫”“多情女以身殉情”：她赶到孤岛上海租界来，应邀参加话剧《狐步上海》的演出，目的是救不幸被汪伪特务机构76号逮捕的丈夫。76号假意释放，却秘密枪杀其夫，她痛苦万状，只能自杀殉情。 爱艺剧团的同事们，租了一辆灵车，提前一个小时从兰心大戏院出来，赶到集合地，然后与自动集合送葬的戏迷们一起往国际饭店方向来。没有口号，没有横幅标语，只有灵车上架着的巨幅美丽画像，那是美术师连夜按照片画出来的，装在一个木架上。美人玉殒，笑颜不再，这本身就够让人悲哀的了。况且许多东西将随着她消失：那些千奇百怪的传闻，那些纠缠不清的艳事，那让上海永远生机勃勃的女性气息。 人流经过国际饭店门口时，纷纷驻足抬头，看耸入云端的上海**高楼那堡垒式的塔顶，想象那个绝色美女气咽命绝时的惨景。国际饭店里好多中外住客也拥了出来，加入到送葬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