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思想评论(第17\18卷)/欧洲文化丛书

　　作为一个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当然非常强调理性，特别是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中的理性。这一思想，也体现在这本《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的各处；也就是说，仅就“抽象法”中“我要成为一个人”的抽象的权利要求而言，其实是离不了“尊重他人为人”这一道德义务上的要求的。高兆明教授说：“权利与义务关系，始终是黑格尔客观精神部分的核心内容。自由及其实现，核心就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状态，在于权利与义务间是否能够真实统一。只有一个权利与义务真实统一的社会，才是一个真实的人类自由生活的社会。”①这样说当然有些抽象，因为它成了对一个理想社会的向往（哈贝马斯所说的对原始基督教的宗教团契和希腊城邦的理想化），而且在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中，也只能理解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所以，这里就又涉及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那段*为著名的话的理解：“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范、张译本）邓译本的则是：“凡是有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有理性的。”安庆在下面有一个注，说明在现代德语中“有理性的”（vernunftig）与“合理的”（rational）这两个词是可以通用的，但如果考虑到词源，我们就会发现：源于古希腊的*古老的哲学词汇“理性”（Vernunft）是宇宙的逻各斯，是自然秉有的、自在自为的；而希腊文拉丁化后的“合理性”则具有评价的、算计的、反思的意思，总之是主观的。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是古希腊的，而不是现代的。所以他所使用的vernunftig只能翻译为“有理性的”，而不是“合理的”。黑格尔自己在这段话后接着说：“由于这本书，仅就它以国家学为内容而言，它就该是把国家作为一种自身有理性的东西来把握和阐述的尝试，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这也就是说，自由的实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都应该理解为“有理性的”（范、张译本译作“理性的”）国家自身所要实现的目标。国家是一种有理性的存在，并不是说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这里面有一种微妙而又根本性的差异。我们只能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时代（也就是在有理性的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理解它所处的阶段），而不能想当然地依照一个“应然”的（合理性的）世界去随意添加自己的想象。有理性的国家的现实性，毕竟与个人的理性不是同一回事。黑格尔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个体的理性的有限。黑格尔作为一位“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大家，其思想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大不同就在于：如果说“主观唯心主义”是过高强调了人的主观认识上的超越能力的话，“客观唯心主义”则用一个超越性的“客观存在”限制住了人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超越能力。在生活的实践中，我们慢慢都体会到了这种对人的主观能力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人性中本来就有的和不可磨灭的“恶”的限制。看起来，就人类的日常生活秩序而言，让一个人更有谦卑、敬畏之心显然要更好一些。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是就人的行为的“有理性”而不是“合理性”而言的。　　所以，在黑格尔的看似关于权利与义务的真正统一、自由的彻底实现这种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中，其实恰恰体现出的是黑格尔的保守主义思想，即“有理性的国家”并不是“合乎理性的国家”，因为它与“应该如何存在”无关，有关的只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凡是读过《法哲学原理》的人，都很快会发现，黑格尔的核心思想是：维护人的精神自由，维护人的人格权与物的所有权，维护希腊的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所有这一切，也都仅仅只能证明黑格尔是一位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他所保守的就是伦理实体（即国家）是“有理性的”“自由”的。这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反省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他与康德在精神气质上的一个根本差别。①当然，如果说孔子的保守主义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话，那么黑格尔的保守主义则是国家保守主义。所以，在黑格尔那里，伦理秩序*后也是通过国家意志体现出来的。安庆在“译者序”中说：“尤其是，黑格尔**次来柏林当教授，那是国王亲自选定奉召而来，他内心对皇上的那种感恩之情，是很自然的。所以，人们确实有理由怀疑，他在《法哲学》里对普鲁士国家制度、君主立宪制的赞美，究竟是出自这种自然的感恩之情，还是就法哲学的学理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呢？”这段话有些反讽或嬉戏中不乏揶揄的味道。其实早在黑格尔去柏林大学讲授《法哲学原理》之前，他的哲学体系就已经成形。安庆说，1802年，黑格尔的《论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和《伦理体系》就已经为后来的《法哲学原理》打下了基本框架。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仅仅出于感恩之情就构造出一个哲学体系。作为一个保守主义思想家，黑格尔确实是在赞美传统的伦理秩序、稳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当时的普鲁士就已经具有的“立宪”色彩的开明君主的国家制度，而且这种赞美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