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访谈录

　　《王水照访谈录》书摘 谈人生 我的学术生涯，概括地来说就是：“三角地”与文学史。“三角地”本来是北大一个公布重要信息的地方，因而这里**层意思当然是说我是从北大走出来的，北大中文系是我的学术生涯*重要的起点；第二层意思是指我一生问学的三个地方：北大中文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这三个地方，在北大中文系我参与编写了两部文学史，在社科院文学所也参与编写了一部文学史，在复旦则是教文学史。所以说是：“三角地”与文学史。（P3） 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学所遇到了两位迄今依然影响着我的老师，一位是当时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先生，一位是我的工作指导老师钱锺书先生。何其芳先生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他的这些思想是作为文学所“所风”建设提出来的，给我很深影响。而钱锺书先生则以他的博学与睿智，使我**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P10-11） 论学术 小结裹与大判断 怎样把文学史这个知识体系，变成一个有思想的知识体系，这是我们研究*应该着力的地方。这些年我一直在探讨、思考这个问题。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写过《重提“内藤命题”》的小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上。之所以我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是因为他这个理论是蕴涵着学术生长点的，从他的理论里面我们可以抓住宋代文学的一些关键问题。而且“唐宋变革论”是中外一些学术大家共同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虽然大都没有具体的论证（像宫崎市定是有些具体论证的），内藤湖南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宏观的判断，而我们则应该对他的概括与判断作出一些自己的回答。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这个领域的思路是他打开的。说个题外话，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也就在这里。比如陈寅恪讲唐代的“牛李党争”是进士集团与贵族集团之间的斗争，而田馀庆教授《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对此有所质疑，岑仲勉先生也用具体事例来反驳。但是陈先生的一些理论性的概括和论点仍没有失去意义与价值，比如说“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再如中央朝廷与地方边境连环的互相作用，等等。陈寅恪的学术强调宏观的观察，他的学术是一种范型。这是和钱锺书先生不一样的范型。钱先生不主动地提出“大判断”，他都是在“小结裹”上用力，一条一条的，你要找他的思路就比较难找。我觉得宋代文学研究就是要把“小结裹”和“大判断”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找像“唐宋变革论”这一类的“大判断”，能够贯穿整个宋代文学研究的、能够把宋代文学定位定得非常准确的一些学理性建构。这一类的观点，还有像刘子健提出来的“南宋的背海立国”啊，包括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提出来的“后王安石时代”、“国是”问题，还有我们常常关注到的雅俗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很明显感觉是存在的，但是要从各个方面进行回答。这是我个人觉得宋代文学研究当中*应该努力的地方。当然，“大判断”必须是从实证开始，从“小结裹”开始。（P15-17） 不同于文学观念的“文章学”建构思路 我就感觉到，中国散文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决不能够忽视。你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算是文章的范畴嘛，并不比他的“大江东去”差啊。再如王勃一篇《滕王阁序》，那是多大的影响啊！这些文章中所涵摄的文学的东西、文学的价值，诗歌里面不一定有。对于诗歌而言，只要有一个诗歌的形式就都算作文学作品了；而对文章而言呢，算不算文学作品还要去验明正身！要检验它这里面有没有文学性啊、审美性啊，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些条件多数是依照西洋的文学观念来要求的，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文学是不合适的，这个帽子戴不上。我们的古代文章有自己的发展系统。吉川幸次郎在《中国文章论》一文中的**句话就说：“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是人间诸生活*重要的事。”这句话讲得很实在，比如对于苏东坡来说，肯定写文章比他写诗歌更认真，更要充分发挥他的潜能。即便是写作朝廷的一些文书，这些文书的写作也是有文学的要求在里面的，他并不是只表达概念的东西，只把道理说清楚就完了，不是这样。他还是有一种艺术上的追求在里面。这是中国文学的特点，离开这个就不是中国的文学，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自己在做散文研究的时候，苦于没有一套评价的语言。而文献阅读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汉语言文学里面是有一个“中国文章学”的体系存在的，现在却还没有开拓出来、没总结出来。要寻绎这个体系，那么就要占有丰富的材料，所以就有了编撰文章学资料汇编的想法。*开始的时候，我倒没想到要编“文话汇编”之类的东西，主要是收集各类序跋和书信，好几年功夫下来，抄了不少…… 抄的过程中也慢慢体会到中国文章学的一些东西，比如文章中的“气”——即“文气”——很重要。有种文章，它不一定有所谓的“抒情性”、“形象性”，等等，这些西方文学观念告诉我们的文学因素，但是你能读出一股“气”在里面，或者说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语言气势。典型的例子就是韩愈的“五原”，它也没有什么形象，就是一种逻辑推理，但是有了这个东西，它就打动了你。那不光是说它“晓之以理”，而是文章语言的组合中，本身就有一股气在推动你，去接受它。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文章里面的特点，因而由此基础产生的中国文学的观念也应该与西方的文学观念不同。当然，我们应该有新的文学观念，这是学科进步的标志。但 是我们不能不加分辨地拿西方的文学观念直接来审定我们的文章的“正身”，而是应该结合起来。我想，评析我国古代文章，多用“审美性”这个词汇，或许比“文学性”更准确些。就是我们的文章里面有美的东西，美的东西和艺术、和文学就比较靠近了。美的因素也包括形式美。比如韩愈的《画记》，从内容上说，《画记》其实就是一篇流水账啊。面对一幅画，韩愈对它进行描述，记下来人多少、马多少、牛多少。但是，《画记》句式、结构，错综变化，波澜迭起，完全与流水账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篇艺术文啊。光是形式的结构，就是艺术的结构。你得承认这个东西。这是我们中国文章特有的。（P20-24） 写论文之要旨 侯：我曾经与周裕锴先生聊天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就和我强调，所谓的“ 标题党” 在我们的论文写作中其实是应该学习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的一个学生写唐代的道书中女仙的形象，学生的文章写得很好，但投稿一直不中，他就给这位同学改了一下标题， 叫作《道教的清修观与文人的白日梦——唐五代道书与文人创作中女仙形象》，不但一投就中，而且还被《新华文摘》转载了。可见标题作为论文的“名片”， 确实不应该忽视。会议上，竺青老师也谈到，“问题” 与“ 论题” 是有区别的。我的理解，“问题”是你要解决的疑问，而“论题” 只不过是你要处理的、面对的材料论域而已。只有把“问题”亮出来了，文章才有焦点。 王：是这样。标题很重要，当然前提是论题确实具有学术意义，完全的“标题党”，名不副实，也不行。我常跟同学们说，论文的选题非常重要，选题好了就成功了一半。好的选题不但能够出好的成果，而且还比较有延展性，能够提供给你持续深挖的可能。所以，同学们一进校我就强调，学位论文的选题一定要慢，要充分了解学术前沿，也要对自己的学术积累、知识结构的长处优点有正确认识，一旦定下来，那么就要快速进入状态。就写作一篇十五万字以上的博士学位论文来说，三年时间很短，如果题目中途变更了，那是很被动的。马克思说过嘛，人和蚂蚁造房子的不同，就在于人是有蓝图的，蚂蚁没有。我们确定选题也是如此，要有足够的预期，否则就比较麻烦了。这当然也不是说同学们读书就完全只读与论文相关的书，还是要博览，开卷有益嘛，但是又不能太散漫，*好是经典常读以提升水准、刊物常翻以掌握动态。 谈前辈名家 何其芳 在文学所给我影响*大的老先生之一是何其芳先生。其芳先生是很有文学的素质与敏感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天真的，在懂政治的人眼中，他是不懂政治的。但他毕竟是北大哲学系出身的，受过系统而良好的哲学训练，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层层推理，逻辑相当严密，而且“小结裹”与“大判断”结合得很好。比如他有一篇《论〈红楼梦〉》，是篇长篇论文。这篇文章一方面非常细致地分析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性格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又从这里面提升出一些系统而宏观的理论观点，如“典型共名说”、“爱情主线说”、“双重悲剧说”等。就凭借这一篇文章，使得他成为“红学”之一家啊，因为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不同于众的看法。我在《半肖居笔记》里有一篇文章提到这个事，我曾问过他：“你这篇文章我很佩服、很喜欢，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就是读书啊。”他倒不做卡片的，就在书的天头地脚作批语。在写论文的时候不断地回忆当时直接的艺术感觉。“大判断”与“小结裹”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这样，从作品的细读开始，然后从中再抽出理论大观点，接着反复地进行。也就是先读作品，读了作品你就会有总体上的想法，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再读作品，再琢磨有关材料来印证这个想法，想法经过细化、纠正，形成文字，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所以，其芳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他是一层一层地生发、推断，不是有一个大判断就完了。好的文章就像一棵树一样，有主干、有枝叶，这样去生发，显得十分丰满，不是干瘪瘪的。（P19-20） 钱锺书 《钱锺书手稿集》是钱先生生命的外在形式，他并不是把学术研究当成职业，而是他的志业。“职业”与“志业”，一字之差却相去万里。如果没有这种立场，钱先生也不会留下《手稿集》这么一大笔学术财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在第十六册有一部分是读柳宗元集的笔记，我**次看到时十分吃惊，因为钱先生的手迹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虽常用草书，但基本规范，可是这一部分的字却写得歪歪扭扭，多在行格以外，猛看起来连小学生的字都不如。怎么钱先生的笔迹 会这么乱七八糟呢？后来在书影下看到杨先生识语，这一册应当是在1974年至1975年间的笔记，“观《柳河东集》以后笔迹，可知‘流亡’期间，哮喘，急救后，大脑皮层受损，手不应心”。所谓“流亡”期间，指的是与邻居不和，迁居文学所办公室的那段日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钱先生在重病未愈时，便开始做读书笔记了，这种勤奋、这种毅力，是十分罕见的。 另外一个例子，第十七册读《郑孝胥日记》，注明为劳祖德整理本。劳祖德整理本《郑孝胥日记》的出版时间在1993年10月。钱先生这条笔记一共写了40页，篇幅是比较大的。而在1993年上半年钱先生动了一次大手术，摘掉了一个肾，1994年7月又发现了膀胱癌，进了医院就再也没出来。读《郑孝胥日记》的这40多页笔记，就是他在这两次大手术中间做的，在这种身体状况极其恶劣的非常时期，他依然手不停抄，“日课”不辍。 大家都知道钱先生学问博大，不管是崇拜他的人，还是质疑他的人，都公认这一点。这里面固然有天赋的原因，即钱先生记忆力确实特别好，但主要恐怕还是勤奋。他连《红楼梦》、《水浒传》这样的常见书也大段大段地抄下来，这一方面可能是用以写作参考，因为他家是不藏书的，另一重要方面恐怕也是帮助他记忆。钱先生学问之博、记忆之强的谜底，正可在这里揭开。所以说这些笔记，是他生命的一种外在实现形式，这是令人感动的。（P137-139） 先说钱先生其人。有人评价钱先生是个明白人、干净人、城府极深的人，前两点我很认同，但*后一点，我要替他改一改。钱先生是一个明白人，他是个书生，但是他洞悉世事，有人文关怀，也有终极关怀，对人生的意义有很深刻的思考，对现实的问题有个人的见解；虽然他有时穿鞋子分不出左右，写阿拉伯数字写得不好，但是他对于人情世故是非常了解、非常明白的。他又是一个干净人，在敌伪上海“孤岛”时期、蒋介石政权统治时期，他都是干干净净的，虽然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些人陷入纠葛，但钱先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污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也从不揭发他人，更不糟践自己、违心地“批判”自己，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第三点，我要改一下，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笔带风霜、口含斧钺的人。他许多时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他觉得这样说很能显示中文奥妙时，更是忍不住要说。（p 290） 唐圭璋 我和唐（圭璋）先生的接触印象一直非常深刻，他给我的信现在约有十多封。事情起因也比较偶然，我当时就是为了要追究张綖《诗馀图谱·凡例》关于豪放婉约那段文字的出处。首先发现唐先生在《宋词三百首笺注》、《词苑丛谈》校注本中有所涉及。于是，我就去查阅《诗馀图谱》的各种版本，*通行的就是汲古阁《词苑英华》本。但是，我查遍了复旦和上图所有的版本，没有发现这段文字，于是我就写信向唐老请教。从此以后，唐老就不断给我写信。后来唐老的身体不太好，所以有些信件的字迹比较难认，我就把信的内容辨认出来，因为我怕自己**遍能看出来的，第二遍不一定能看出来。唐老的每封信实际上都给我提问题，让我回答，所以我称之为“函授教育”。他在信中说他年纪大了，不能到蟠龙里去看书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要查书的，所以学问要靠你们这一辈了，你要经常给我写信啊。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有时候老先生一封信写好封好了，还要在信封上再作补充，可见老先生一直是以词学为生命的，一直在考虑词学问题。所以，我们不讳言学术研究是我们谋生的职业，但更高层次的追求应该是将其视作一种志业，是自己生命的追求。这十几封信我一直珍藏保留着。特别是唐老每次给我提问，我就要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对于我的回答，他有的表示同意，有的不同意。所以，我是非常怀念唐先生的，但是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就是60年代文学所编文学史时去南京、上海征求意见，由余冠英先生带领我和邓绍基先生登门拜访。后来唐先生85华诞庆祝大会，我因为在日本教学而无法抽身前往祝寿，深以为憾。唐先生的词学论文集《词学论丛》一厚册，几乎囊括了他所有的词学论文，并签字赠送给我。唐老当时刚搬了家，学生登门求教可能有所不便，所以感觉他比较寂寞。当时我和他的信件来往也十分迅速，有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回信，他的第二封信又来了。唐先生和夏先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时时刻刻想着学问，一个学者就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P26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