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为什么重要

如果有来自外星的动物学家观察这几十万年来生活在地球上的野生动物，他们很可能会感到困惑不解。几百万年前出现的这种长相奇怪、皮肤柔软、几乎无毛的灵长类动物，乍一看在进化上毫无优势可言，但后来却表现得尤为出色。尽管缺乏其他动物具备的尖牙、利爪或保护壳来确保自身安全，他们却仍然蓬勃发展，还学会了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从未有过的技能和行为。他们生活在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中，懂得取火和用火，以在夜间保持温暖、威慑捕食者和烹饪食物；他们会计划和组织协作狩猎，还能制造工具和武器，有时也借助其他工具；他们还发展出了一套诸如照顾病人和埋葬死者的做法。 后来，他们愈发雄心勃勃地探索这个星球，直至足迹遍布整个非洲大陆，以及巨大的欧亚大陆的东部和北部。安布鲁斯·毕尔斯（Ambrose Bierce）曾调侃道（其时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还未发生），虽然人类似乎沉迷于毁灭自己的同类以及其他物种，但仍然“以引人注目的飞快速度繁殖扩散，侵占了地球上所有可居住的地方（包括加拿大）”。人类一代代繁衍生息，愈发擅长于制作复杂的工具、武器、装饰品、绘画、雕塑、衣服和船只。他们找到了一种传承知识与技能的新方法，完全超越了生物学上依靠基因遗传来传递物理特性的方法。我们不确定这种新方法是何时产生的：可能是10万或20万年前，也可能是好几十万年前，但也许在史前某一段时期，智人（Homo sapiens）[或者很可能是其直系祖先的直立人（Homo erectus）]已经发展出了语言。 如今，地球上大约有70亿人。我们拥有其他生物无法匹敌的力量，足以改变或者说是破坏这个星球对生命的承载力，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是地球上*重要的生物。其他物种的生物尽管可以做各种各样聪明的事情，还通过多种方式来改变它们的居住环境，但都无法与人类相匹敌。人类的思想、行为、技术和环境改造，复杂性与其他生物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的独特之处，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人类使用语言的特殊能力。如果认为有必要了解人类的特征及其缘由，对语言能力进行科学的理解就至关重要。致力于实现这种理解的科学领域，就是语言学。 我所指的“语言”（language）究竟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学长期致力于通过提供关于人类语言的本质、共同点和不同点的完整理论，来回答何为语言这一问题。打一个粗略的比方，人类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系统，可以使头脑中交织的想法充分地在内部（心理上）和外部（以他人可感知的形式）表达出来。语言学研究的就是这类系统中所有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运行方式。 人们常常认为“语言”和“沟通”（communication）是一样的，然而在这本书中，二者绝不能等同。之所以存在如此明显的区分，是因为它们在对方不存在的情况下依旧可以发生。大多数的沟通，甚至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都是与语言无关的（比如皱眉头、眨眼睛、耸肩膀、咧嘴笑、抬眉毛、爱抚或者瞪眼），其中有一些甚至是无意识的（比如脸红、蹒跚、颤抖）。反过来看，我们在使用语言时，很多时候也并不涉及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沟通。比如，默默地计划一个永远不会发表的演讲，或者检查文档中的措辞错误，抑或是安静地思考likely（或许）的含义是否与probable（可能的）完全相同。 所有动物都会交流，但只有人类才会使用本书所指的语言。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赞成谈论音乐语言、花卉语言、艺术语言或建筑语言，只是当我们一旦开始讨论“语言”时，便应该忽略这一术语的比喻引申义，因为这些引申义只会让概念变得更加混淆不清。因此，当我谈论语言时，所指代的永远不会是协奏曲、康乃馨、拼贴画或是圆屋顶。 现在，让我对语言进行更具体一点的阐释。语言学家所研究的系统，以独立于媒介的方式，将几乎无限数量的句子含义（任意复杂的思想）连接到外部的实现方式（一个给定的句子能够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呈现）。因此，语言学家的研究主题涵盖从语音发音的方式（语音学）到如何在语境中使用有意义的句子来传达隐含的意思（语用学）的方方面面。句子可以用来指示、询问、劝告或是表达情感，至关重要的还有，句子可以表达主张（无论是真是假），并且不仅可以用于外部的沟通交流或社交互动，还可以用于内部的推理论证。 请思考Everybody seems to be leaving（每个人似乎都打算离开）这一特定的句子。你不需要大声读出来，可以默默思考，还可以从句子内部分析清楚其逻辑后果。例如，它暗示着显然没有人计划留下来，它让人有理由认为这个地方很快将空无一人。你可以大声读出这个句子，使其能够被听见，或者写下这个句子（用小写字母或大写字母，或者用莫尔斯电码来表示），使其能够被看见，但你不是必须这样做。无论如何，它依旧是一个句子。关键是，即使没有身处这个句子所描述的真实情景之中，你也可以做上述一件或所有事情。并不是当每个人确实似乎要离开时，这个句子才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你的嘴边。无论这句话此时此刻正确与否，你都能够思考这句话并掌握其含义 。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动物有能力做到此类事情。人们不止一次发现，（从猴子到草原土拨鼠在内的）动物会在发现天敌时发出警告声，而且会针对不同类型的捕食者发出不同的声音。比如，一种叫声是代表地上的蛇，另一种叫声则是指空中的老鹰，等等。但是，它们只在发现捕食者时才会不由自主地发出警告声，在其他情况下则从不使用这些呼号。这与使用人类语言的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完全不同。即使附近没有任何鹰或蛇，你依旧可以大声说出自己认为鹰蛇之斗中哪一方将会获胜。猴子可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动物缺乏智力。尤其是犬类，它们具有极佳的社交能力，比任何其他动物都擅长运用智力来试图弄清楚人类正在关注什么以及可能正在计划什么。它们还拥有令人钦佩的记忆力。一只名为瑞可（Rico，1994—2004）的边境牧羊犬在接受训练之后，能够从约200种有着特定名称的玩具中根据命令取来相应的玩具。事实上，如果听到一个不熟悉的玩具名，如“把glimp拿过来！”（Fetch the glimp！），瑞可会跑过去并叼来一个之前未命名的玩具（如果有的话），并假定新单词“glimp”是这个玩具的名字[这显然是一种单词学习行为，称为“快速映射”（fast mapping）]。 然而，这完全是集中训练和提供奖励的结果。瑞可只是在回应其主人发出的取物命令，而且仅仅以跑过去将命名的玩具拿来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响应。这一切都具有即时性，且以任务为基础。正如心理语言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所说，人类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使用诸如sock（袜子）这样的名词，而不仅仅是跑到卧室去取一只袜子以获得作为奖励的零食。例如，人类可以抱怨弄丢了一只袜子，或是询问是否该出去买一些袜子。这种词汇使用法只属于人类的领域。同时，它只是语言学所试图理解的人类的诸多能力中的一小部分。 目前，人类正在使用着大约7000种不同的语言。我之所以说“大约”，是因为获得精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 两种形式略有不同的同一种语言，和两种截然不同但密切相关的语言之间，在科学上并没有明显区别。只有在从社会和政治事实中划出合适界限的情况下，才能将它们明确区分。 由于比利时和荷兰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把弗拉芒语（Flemish）和荷兰语（Dutch）划分为不同的语言，尽管这两种语言非常相似。在我们的想象中，荷兰与德国的边境线两侧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实际上两国边境乡村的方言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乌尔都语（Urdu）和印地语（Hindi）的日常用语除了微小的发音差异，几乎完全相同（尽管它们的学术词汇和文化特定的词汇有所不同），但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都非常坚定地认为这两种语言是不同的语言。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多算语言数量。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出现漏算语言数量的情况。人们以为低地苏格兰语（lowland Scots）只是带有苏格兰口音的英语，但语言学家通常认为，苏格兰语（Scots）和英语（English）是不同的语言。粗略地看，似乎在意大利所说的语言就是意大利语（Italian），但仔细研究后可以发现，其实它包含八种或九种密切相关但有所不同的罗曼语系语言（Romance languages）。即使在米兰和热那亚语言形式都不尽相同，更不用说在威尼斯和巴勒莫了。 因此，说一个人正在使用一种人类语言是没有歧义的，但是说一个人正在使用的语言与另一个人的不同则不够清晰明了。后一句话本质上是模糊的。然而，如果我们假设上述的计数不足和计数过多可以大致相互抵消，那么7000很可能是语言的合理数量。 然而，如果将这7000种语言平均分配给70亿人，那么每种语言都有大约100万人在使用。但实际情况是，各种语言的使用人数是非常不均衡的。 英语的使用人数高达10亿至20亿人：世界上有4亿人将其作为母语，超过10亿人将其作为第二语言或经常使用的外语。然而，世界上还有成千种语言（尤其是在澳大利亚、美洲和太平洋地区）正处于灭绝的边缘，只有为数不多的老人还在说这些语言。 语言的灭绝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语言和物种一样，在消亡之后都无法复活。等到你想要一睹渡渡鸟或者袋狼的风采时，却发现为时已晚。同样的，你也不会再有机会听到加利利阿拉姆语（Galilean Aramaic，耶稣使用的语言）或平原阿帕切印第安语（Plains Apache Indians）这两种语言，因为地球上已经没有说这些语言的母语人士了。语言灭绝的步伐十分迅速而且 不断加快。现在，从一种语言灭绝到下一种语言消失的平均时间为两周左右。 语言学为传统社会服务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推动和协助语言复兴工作。例如，在某个时期，夏威夷语（Hawaiian）濒临灭绝。只有在一个名叫尼豪岛（Ni‘ihau）的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夏威夷语才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尼豪岛是罗宾逊（Robinsons）家族的财产，他们一直鼓励对夏威夷语言和文化的保护。这个岛上人口数量时有波动，但从来没有超过几十人。他们经常会前往考艾岛（Kaua‘i）旅游，那个岛上有广播和电视，而且每个人都说英语。在2000年左右，整个夏威夷州只有0.1％的人使用夏威夷语。 然而，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夏威夷州的其他岛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语言学家塞缪尔·埃尔伯特（Samuel Elbert）和玛格丽特·卡温纳·普奎依（Margaret Kawena Pukui）编写了出色的夏威夷语语法和词典。人们逐渐接受通过夏威夷语来教育儿童，并在每日广播中加入夏威夷语的新闻广播。如今，夏威夷州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学习并经常使用夏威夷语；还有大量的儿童在夏威夷语沉浸式学校完成了十二年制小学和中学教育；甚至连夏威夷大学都已经改变其规定，允许使用夏威夷语提交博士论文。 夏威夷语的故事也可能是另一种结局，因为成功复活一种垂死的语言实在是非同寻常的。人们有时会将几乎灭绝的中世纪希伯来语（Medieval Hebrew）复兴形成现代希伯来语（Modern Hebrew）描述为唯一一个真正成功的案例。*新的康沃尔语（Cornish，自18世纪后灭绝）和马恩岛语[Manx，自1974年奈德·玛爵尔（Ned Maddrell）去世后灭绝]复兴运动参加者寥寥无几，政府对爱尔兰语（Irish）和威尔士语（Welsh）等其他凯尔特语言的支持也并没有使得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数明显增加。然而，许多语言学家都对帮助复兴这些语言感兴趣，并提供自己宝贵的专业知识。 语言学在两个方向上与语言灭绝的问题紧密相连。其一，语言科学家想要研究人类语言能力的全部可能性，其唯一途径是对所有能获取的语言的例子做出透彻的理解。随着每一种语言的消失，一些信息将会变得永不可知。因此，保护语言免遭灭绝对于语言学学科的重要性，不亚于保存手稿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其二，从另一方面来说，语言的灭绝也为语言学增添了新的重要意义：只有通过语言学所发展的技术，人们才能理解以前未研究或未描述的某种语言的结构，从而确保对其属性的理解不会在人类社会中永远消亡。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对世界上的语言做出详细、客观和科学的理解，所有语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它是拥有数亿使用者并且受到了充分研究，还是仅仅只有一小部分人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