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

　　《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现代性研究译丛》：　　事情是否可能是这样的呢？欧洲仍然有政治党派的旧景观，但已有征兆表明，在今后的几年里这种旧景观将被侵蚀到其*深的底层？自反性现代化是否相当于一次使“党派地质学”彻底改观的长期地震呢？当今使我们深为震惊的不安是否可能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呢？是否可能事实确实如此但引出的却恰好是其对立面呢？也就是说，是否可能因为人们失去了左右对立的政治秩序的支持所以他们便复兴了左右对立的秩序？也许这实际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这种空间关系上的隐喻放之四海而皆准，把它用于政治则古已有之；它以两极对立的方式简化了（负载过重的）复杂性，使之敏于感受行动，这是一种资产，其价值随着世界秩序的瓦解而升值。　　当然，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证实了平民大众对左右对立模式的感知是中肯的、有效的。对那些接受调查的人和在社会科学中工作的调查者来说，事物发展的方式可能是一样的：他们别无选择。然而，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他们利用过去的概念作拐杖帮助自己继续向前，尽管他们明显地意识到了这副陈旧的拐杖十分脆弱。　　从共产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移到底是“左倾”还是“右倾”呢？对这一过程的抵制，即对社会主义“成果”的保护到底是“保守的”还是属于“进步的”呢？有些人在左派阵营中通过无情地揭露社会主义逆行的种种具体形式滋扰死魂灵的安息，这些人是否仍然在宣传“阶级敌人”的理想呢？抑或他们已经扮演了后社会主义左派的角色、把自己的主张建立在欧洲未来的基础之上？　　除非能有替代者把它“赶下台”，否则与资产阶级社会一起出现的政治上左右对立的隐喻很可能是难以克服的。将来，政治与冲突的坐标将被小心地假定在此并在三个对立关系中接受概念性的研究：安全-不安全，内部-外部，政治-非政治。在此，我们所面临的是三个关键问题：首先是你对不确定性持何种态度？其次是你对陌生人持何种态度？再次是你对塑形社会的可能性持何种态度？　　为什么选这三个关键问题和三种对立而不是其他呢？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我们在此所阐述的理论，它们的实施具有更多的机会，或者更明确地说，它们具有更多的风格化和舞台控制的机会。上述维度和范畴的内在效度和特征并不是决定性的，毕竟这才是决定性的。根据前文勾勒出来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似乎完全有理由这样假设：首先，即使在将来，进行反现代化仍然是可能的；其次，自我毁灭的延续将加剧安全与不安全之间的冲突；再次，“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终将显现出其政治的和亚政治的爆炸性。　　内部与外部对立、我们与他们对立，这种对立在未来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考虑一下民族战争和隐约可见的难民潮，作出如此预测基本上用不着什么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解释这些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倒更可能需要这种理论。制度分崩离析，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像雪崩一样压在那些必须采取行动的人的身上。在相同的程度上，对简单性和新的刻板的严格性的要求出现了，而这种要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如果能够使行动成为可能和能够解救行动的替代制度不可得，那么便会出现向旧的确定性之化装舞会的溃退。可以说，旧的确定性在正在消失的同时又必须得到复兴。通过“伪装”（用其字面之义）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伪装结合了两种东西；归属（对抽离化的*强劲的解毒剂）以及——相当矛盾的是——可建构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填补这个窟窿。　　这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人民的复兴，而是把人民搬上舞台的复兴（或者说把人民的复兴搬上舞台）。在电台广播中和书刊封面上，后者占了上风，因为其他形式的变化受到阻隔，而对许多人来说可能很不友善的民族主义却渗出迷人的民族自决的芳香。反现代化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民族主义、暴力、秘教等——可能会相互补充、相互混合、相互抵消、相互强化和相互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