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律》到《宋元戏曲史》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体系性著作研究

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主要任务，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标识，对其进行体系性的理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戏曲理论前辈已经在此方面做出过一些筚路蓝缕的工作，并产生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成果，然而与中国博大精深的理论积淀及其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的民族性以及其对于世界“公共财产”的贡献相比，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体系性的构建。认真学习关于构建“三大体系”的宏伟构想，回归中国戏曲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三本理论性著作，认真思索并总结其独特的体系性构建，并从纵向维度探讨三本著作在戏曲观念、体系性构建方面的演进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如何理解体系 “体系”是现代学术的一个概念，体系性是在西方学术影响下的一种学术规定。那么，何谓体系？一般认为，“体系”是依一定原则将相关知识构成的整体，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有机结构，是不同子系统组成的集合，是更大意义和范围上的系统。体系必有其法则，自然界的体系遵循自然的法则，相对而言，人类社会的体系则要复杂得多，体现着人类对于自然宇宙与社会人生看法的认识体系同样复杂。在学术界，尤其是世界主流学术界，人们一般以西方学科与学术所言之“体系”为圭臬，从话语体系的角度而言，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有一批在内涵与外延上均表述明晰而少歧义的基本概念，譬如戏曲学科中的关目、结构、脚色、行当、本色、当行等；其二，这批概念既各有独立性又互相关联，且可根据一定的规则推理而形成一个逻辑合理且严密的系统；其三，由概念、推理而形成的这一套系统不仅逻辑自洽，且经得起长久而广泛的实践检验。其源头也是*为典范的代表便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在《几何本原》中，欧几里得以精心选择的23个定义、5条公设和5条公理，推演出诸多定理，并仔细地将这些定理做了富有逻辑的安排，使每一个定理与以前的定理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尽管欧几里得定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尚存在诸多漏洞，然《几何本原》的意义并不在于此，因为书中所言定理，即如在当时业已广为人知，其伟大的贡献和意义在于欧几里得在其《几何本原》中所彰显出来的、影响西方至今的严密的思维逻辑性和学问的系统性。难怪柏拉图学园的门口牌子上写有“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字样，至近代的康德，依然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孜孜以求于概念分析、演绎推理、定理结论基础上的体系性建构。 那么，西方学术界何以形成体系性？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哲学上的宇宙实体性预设。在西方，系统性研究的前提是相信存在一个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实体。自古希腊始，人们便坚信物理世界是一个实体，探寻构成这一实体的本原，即探寻殊相背后的共相，是古希腊哲人们非常崇高的工作。希腊靠海，希腊人习惯从事海外殖民和航海贸易，很容易遭遇天文、气象、海流等自然现象，好奇中的探索乃自然而然之事，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由于惊异而开始研究哲学”，甚而提出“万物生成的问题”a，*早一批哲学家思考的万物本原即“自然”（physis）, 无论是泰勒斯的“水本原”、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本原”、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还是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巴门尼德的“存在”（being）、恩培多克勒的“火、气、水、土四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抑或是柏拉图的“理念”等，都是以不同的载体（或客观，或主观）来解释宇宙及万物的存在根据（本体）。其二，基于宇宙实体基础上的区分性思维与可分离观，即认为这一宇宙实体与其他东西是可以分离的，并以区分性思维、分析的方法将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逐层切割为一些富含不同知识、代表不同理性思索结果的领域。如柏拉图认为，在创世之前有一个混沌的“基体”，因其无规定性，故不存在，又因其处于一个“场所”，故存在，这一“基体”与其他之物是分离的，即肯定具体可感的个别事物组成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概括其为“分离学说”。正是由于承认普遍存在与个别事物的可分离性，才使西方哲学之逻辑及近代以来的实验科学成为可能。其三，次级群体的可分离性。依柏拉图的观点，分有“理念”的此类个别事物群与彼类个别事物群也是相分离的，相互的独立使其在整体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并以不同的方式融入整体，这就是体系。譬如黑格尔在讨论艺术美以及艺术类型的区分时，依据的便是其“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核心观点以及绝对理念“正—反—合”的三段式运行规律，并将此特征不厌其烦地反复运用于各个层级。这一区分性体系观显然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对纷繁现象界的不信任和对殊相背后共相的执著追求紧密相关。在这一理性的追索下，西方理解的体系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结构：顶端是抽象程度*高的领域，即以探讨适用于各领域的普遍或**原理为要务的理论，底端则是来自不同领域的经验陈述。 西方的体系观*大的特点在于有区分性，即各门类、各学科、各话语之间，具有相对明确的界线，彼此泾渭，追求自律。然而“体系”是否只有一种理解？即整体性与关联性是否只有一种表现方式？若以西方的学术之体系观为标准，即务必要有一些概念、严密的推理等来观照中国古代的理论思考与理论形态的文本，人们自然会以零星、片段、感悟等语来形容，甚而以“不成体系性”“过分感性”“极为零散”等语来指斥，并得出“ 零乱”“落后”，甚至“非知识”的结论。那么，中国戏曲理论有系统性吗？系统性的存在方式是否仅以“概念—推理—结论”一种模式存在？理性的思考与表达是否还有另外的方式？即学理地讲，如果转换思路，我们或者可以说，与其探讨中国戏曲理论有没有体系的问题，在经过十九、二十、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文化的广泛交流碰撞，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如思考并判断西方的体系性是否具有唯一性，或言更应该追问“共相”的表达是否还有另外的形式。 实际上，概念就是当人们与世界相遇时，在感知事物的基础上，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推衍出所感知事物的共同特性，加以概括提炼，并在头脑里所形成的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与符号表达。与以上所述西方体系的传统、建构与理解不同，中国的哲学传统与学术体系观表现出相异的语言和思维特征，譬如古人以“神、妙、能”表达对于书法品级的认识，以“胆、识、力”等形容创作主体的才华，以“雄浑”“冲淡”“纤秾”“高古”“典雅”“洗炼”等语传递对诗文风格的认识，以“淡、清、逸”等形容人的体态气质之美，中国人在意象上追求情景交融，在布局上追求虚实相生，在意蕴表达上追求“外”“高”与“远”，如此，则中国学术形成了其不一样（与西方极具规定性的学术体系相比）的体系性：“概念的张力性、概念间关系的互动性、概念与实例的互证性、虚实相生的体系结构、阅读的体悟性”。那么，中国的戏曲理论何以有体系性？我们不妨从庄子与斯宾诺莎的比较谈起。 当庄子遇见斯宾诺莎，你会如何评判？郭沫若曾写过一首诗：“我爱中国的庄子，因为他是个泛神论者，我爱斯宾诺莎，因为他是个泛神论者……”郭沫若是基于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需要及其泛神论思想而写下的诗句，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也充分体现了其和谐之追求。庄子与斯宾诺莎，二人尽管出生时间相差甚远，庄子乃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则为十七世纪荷兰的哲学家，然二人的确有相仿之处，譬如二人均相信决定论，庄子信命，斯宾诺莎相信必然性之作用；二人均主张以理智克制情感，克服受动的情感，摆脱外物的束缚；二人均为自然主义者，均强调自然即神，即造物者。但是，二人又有着相异之处，以二人思维特点和辨析风格来看，庄子并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以形象，通过寓言等进行诙谐的论辩和委婉的寄寓。他常用人们容易接受的寓言故事传递复杂深奥的哲理之思，以象征的手法暗示理性的思索，而不是直接用概念发表自己的观点，譬如以“庖丁解牛”剖析“技道关系”之理，以“望洋兴叹”的河伯之经历论证天外有天之意，以匠石运斤的故事传递利害之思，以无用之树的故事讲析“无用之用”之理，以望洋兴叹之故事寄寓小大之思，以枯鱼之肆暗示救急之恩的重要性，以朱氏学屠龙之技的故事隐喻学当以致用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