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反击:重构自然秩序的食虫植物

博物学家的探索 植物与动物精彩的斗争，进行得漫长而又悄无声息，远在没有人类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从人们**次把植物拿在手里仔细揣摩开始，到产生“植物是与动物具有同等地位的生物”这样的观念，过了非常久的时间。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一直到非常晚近的年代，在人们的观念中植物都是一种很低等的存在。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定下了规则：植物只有营养灵魂，动物比植物多了运动灵魂，人*高级，比动植物多了理性灵魂。之所以产生这种观念，就是植物与动物差别太大了。人们意识到植物有性别、能运动、还能吃动物，甚至生物是不断演化的，都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也就是 17 ～ 19世纪，此壮举由林奈、达尔文这些伟大的博物学家完成。如今，这些观念是我们现代人的常识，认为向来如此（当然也未见得是所有人，我们身边还是有些人对黄瓜花分雌雄、植物能吃虫子感到惊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是这些博物学家改变了人们看待生命现象的基础观念，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像现代科学诞生于16 ～ 17 世纪的欧洲不是偶然的，达尔文的演化理论诞生于 19 世纪的欧洲也不是机缘巧合。可以说欧洲蓬勃发展的博物学热潮，为达尔文的伟大理论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不仅是具体的生物学知识，还包括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也催生了演化理论。时间来到了火山喷发的前夜，炙热的岩浆已经在地下涌动。我们甚至可以猜想，即使没有达尔文来提出，很快也会有其他科学家提出生物演化的基本法则。在众多为达尔文积累素材与知识的博物学热潮中，食虫植物的发现与研究，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过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小部分。 欧洲人对自然研究的热爱与喜好，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的部分。中国人也热爱自然，但是我们热爱作为整体的天地、山川、草木、百兽，既没有提出独立的自然观念，也不会探索其中每一部分的奥秘，即便有人从事了相关的博物学研究，一定也要有些具体的实用目的。如果没有什么实用性，会被斥责为玩物丧志，这些传统博物学的知识很难走进中国历史的主流视野，也就无法被继承和发展。 欧洲人对博物学的狂热追求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动机，我们先看看达尔文之前，人们对博物学热爱的景象。从国王贵族到贩夫走卒，都把研究博物学、了解自然当作一项正当爱好，甚至是终身事业，绝不会被当作坑家败产的纨绔子弟。比如，伟大的博物学家林奈能够攀附上瑞典皇室，就是因为要给这些贵族的动植物、矿物收藏编纂目录， 这些收藏家中有国王、王后、伯爵 。这些贵族的收藏品种类丰富，家中算得上是博物馆了。贵族花大价钱买来各种标本收藏，是体现高雅品位和投资的常规操作。英国的皇家学会主席斯隆，就是一个热爱博物收藏的有钱人，他死后捐出的 7.1 万件藏品成就了日后大英博物馆的开端。在英国，各种贵族如何体现自己的城堡或者庄园地位尊贵？那就是要用来自遥远的新大陆或者东方的奇花异草装点豪宅，越是罕见、难以经受长途海运不易成活的植物，越是贵族们追逐的目标。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和法国巴黎的皇家植物园像英法两国一样，长期进行明争暗斗。英国的班克斯爵士，作为邱园的园长就曾这样打击对手，他说：“邱园比巴黎植物园好，因为我们的那棵捕蝇草要比巴黎植物园里的长得好。”这种来自美洲的神奇植物，地位就像今天欧洲动物园里来自中国的大熊猫一样尊贵。因为有着来自贵族阶层的巨大需求，也催生了“赏金猎人”这个行业，与达尔文同样想到物种演化理论的华莱士，就是以搜集、贩卖珍惜标本为生的赏金猎人。 贵族们对博物学的爱好还远不止花钱买来东西，找人来著书立传装点门面，而且真的会投身博物学研究。这些贵族们热衷参与的高贵科学研究，是那个时代的风气，比如卡文迪许、波义耳这些伟大的物理学家，都是出身名门的贵族。前面所说的班克斯爵士，也是贵族出身，非常有钱。他跟随传奇的库克船长登上“奋进号”到全世界航行，自己花巨资购置了大量仪器设备，有望远镜、显微镜、装标本的瓶瓶罐罐、200 支枪和弹药，称得上移动实验室。据说装了 30 个大箱子，耗资 1 万英镑。 而库克船长的年薪才 90 英镑。班克斯作为博物学家参与海军远航，也成了日后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在他之后，另一位博物学家登上皇家海军的“小猎犬号”，就是达尔文了。达尔文没有班克斯那么土豪，精打细算地买了两支枪，花了 50英镑，他忍住没有买 60英镑的精致手枪， 同时花 5 英镑买了望远镜和指南针，带着自己的显微镜去航行了。这些博物学家出海远航不同于迫于生计的水手或赏金猎人，与自己的巨大投资相比，他们远航的酬劳微乎其微，或者根本没有薪酬。那个时代的远洋航行充满危险，海上莫测的风浪、致命的败血症和各种传染病、与当地原住民的冲突，随时都会要了博物学家的性命。在大自然面前，富人不比穷人幸运多少，但是这些依然无法阻挡他们探索世界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