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引生命的神话:永续生存的力量

20 世纪 20 年代，正值我的学生时代，那时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到了 70年代，依旧有许多仁人志士希望在宗教中寻找心理安慰。在那个年代，人们坚信宗教已退出历史舞台，不复存在，科学和理性已取而代之。**次世界大战以胜利告终，世界从此充满了民主的理性统治。赫胥黎早期著作《针锋相对》（Point Counter Point）足以证明他是当代的文化巨匠，萧伯纳、威尔斯（H. G. Wells）以及其他理性的作家也都不例外。但是，在人们对理性、民主、社会主义等抱着积极心态的时代，却出版了一部将这个“美梦”打碎的书—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年代里，还有一批意想不到的、意义不明确的作品相继问世，比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马塞尔·普鲁特斯（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等。 这的确是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代。然而部分作家似乎在向我们传递着某种信息，在我们用理性的成就和进步的政治来照亮地球黑暗一隅的同时，西方文明自身却从*核心的地方开始慢慢解体。在所有的预言和警告中，斯宾格勒的警告是*令人不安的。因为斯宾格勒的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形态学，也就是文明的生命历程有机模型的观念基础之上的。这种观念认为每个文化都有其少年期、巅峰期和暮年期，文化为了延续下去，*终将不惜利用精明的策划、浩大的工程和严密的组织进行垂死挣扎，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没落衰败的命运，斯宾格勒把这一衰败的命运总结为“终结”。 在斯宾格勒的理念中还包含着另一个观点，即我们现在正处在由文化向文明过渡的阶段，换言之，从年轻的、自然的、充满奇妙创造力的时期向迷茫的、不安的、做作的、趋向没落的时期过渡。斯宾格勒在远古社会里发现了当代社会的影子—公元前 2 世纪晚期，也就是罗马与迦太基帝国的战争期间，以古希腊人文主义（Hellenism）为核心的文化国度希腊让位于以恺撒主义占主导的军事帝国罗马。斯宾格勒把这次过渡称为第二信仰（Second Religiousness），即政治为大都市的平民提供了吃喝玩乐，而政治叛乱和暴力的本质却潜藏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艺术中。 好了，我还是说说自己的亲身经历吧。我的经历见证了斯宾格勒所描绘的社会发展轨迹并没有逐步完全实现。我依然记得大家席地而坐一起讨论令人担忧的未来的场景，大家努力想象着这一令人担忧的未来怎样消逝，大家揣摩着在这个充满危机和转变的时代会不会隐藏着一些积极的因素。斯宾格勒用周期性的循环来说明，我们现在所处的从文化转向文明的过渡阶段也有周期性。当今，文化意识薄弱并丧失的现象日益严重。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宣称我们西方文化的整个历史“与己无关”（irrelevant）。当然，这是学生们漠视西方文化的表现。“孩子们”（学生们喜欢这样被人称呼）好像缺少一份了解和体会西方文化的潜能。 有人认为，至少曾经这样怀疑过，这是因为年轻一代心灵空虚、精神迷茫。当然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他们认为年轻人现在必须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考虑一连串的影响因子，所以得到的结论就是，也许年轻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纷繁的当下和忧虑匆匆的未来上面去了。在这个过渡阶段，西方人不但丢弃了自己过去的文化形式，而且正在酝酿一个足以建立和支撑未来强大的多元文化的文明形式。这一点也恰好与斯宾格勒的观点相吻合。 谈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在他的作品《幻象》（A Vision）中，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观的影子。这部作品写于 1917 年至 1936 年之间，是一部怪诞的预言性的作品。诗人向我们表明，我们现在正处于基督教的循环或者两千年轮回的*后阶段。叶芝写道：“我注意到当接近或超过限度，到达屈服的瞬间，当新的螺旋开始颤动时，我极为兴奋。” 同一个主题在叶芝 1921 年出版的另一首令人敬畏的诗中也有所体现： 再度降临 盘旋盘旋在渐宽的螺旋中， 猎鹰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 万物崩散，中心难维系； 世界上散布着一派狼藉， 血污的潮水到处泛滥， 把纯真礼仪淹没吞噬； 优秀的人们缺乏信念， 卑劣之徒却狂嚣一时。 确乎有某种启示近在眼前； 确乎再度降临近在眼前； “再度降临”！这几字尚未出口， 一巨大形象出自“世界灵魂”， 闯入我的眼界：在大漠尘沙里， 一个长着狮身人面的形体， 目光好似太阳般茫然冷酷， 挪动着迟钝的大腿；它周围处处， 旋舞着愤怒的沙漠野禽的阴影。 黑暗重新降临；但如今我知道 那两千年之久僵卧如石的沉睡 已被一只摇篮搅扰成恶梦； 何等恶兽—其时辰终于来到— 正懒懒走向伯利恒去投胎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