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歌集

百年墓园上海有一座百年墓园，这就是位于虹桥路一千二百九十号（今宋园路二十一号）的宋庆龄陵园，原万国公墓。万国公墓初名薤露园，清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初，浙江上虞人经润山在上海西乡（今虹桥路以北，沪杭铁路西侧至姚虹东路，南到潘家浜）购地二十亩，筹建公墓，一九一四年建成。经润山病故后，该园被建设沪杭铁路占用，一九一七年其妻汪国贞在西边张虹桥购地五十余亩，将薤露园西移至此，名为薤露园万国公墓，同时对外国人开放。据史料介绍，那时的公墓，四周有溪流环绕，墓区内绿树成荫，芳草萋萋。墓前区有罗马城堡式纪念堂建筑，堂后有中式建筑的追思厅。一九三四年，由上海市卫生局接办，改称上海市万国公墓，墓区范围扩大到百余亩，成为当时上海滩一流的公墓。许多达官显贵、巨商富贾、社会名流、外籍名人，去世后都葬于此。墓园内有一片区域是宋家墓地。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北京逝世，遵遗嘱，将骨灰安葬于其父母墓侧，上海市政府辟出万安公墓部分园地，建成宋庆龄陵园。园内苍松翠柏，肃穆安静。黑色大理石墓碑上是邓小平题写的“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一九八二年，宋庆龄陵园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〇一〇年，我探访了这座百年墓园——万国公墓。大概因为它已改名宋庆龄陵园的缘故，入大门时稍多一道手续： 要出示本人的有效证件。进园后，我先参观了宋庆龄纪念馆，然后拜谒了宋庆龄墓。说实话，这不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但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具体的哪一位先人、逝者？我也说不清。我的这本《墓歌集》的定位是文化名人，做过文化善事的政界人士不在此列。没想到，以此为限，在这个名人墓园，也有多位契合的对象。只能有选择地写几位了。虽然鲁迅先生的墓已于一九五六年（去世二十周年）迁到上海的虹口公园（现为鲁迅公园）——那里与他生前*后居住的大陆新村几乎只有一箭之遥，但这里是先生去世后下葬的地方，况且还保留了当时的一点点痕迹，所以要从鲁迅先生的墓写起。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病逝。十月二十二日下午，鲁迅葬仪在万国公墓礼堂前举行。鲁迅墓碑由夫人许广平亲自设计图样，鲁迅逝世周年时建成。水泥墓碑立于墓穴之后。墓碑呈梯形，一座依据鲁迅半身像烧制的瓷像嵌在墓碑上部，一块深色石板嵌在下部。女作家萧红从日本归国后，曾来给先生扫墓，与萧军、许广平、周海婴等人在墓前拍了照片。从照片上看，墓碑不高，只及海婴的胸部，那年海婴不过八九岁。在《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中，有几幅鲁迅墓的照片，**幅照片的文字说明为“墓碑上的字是我幼年时写的”。但在照片上可以看到，瓷像上端和下面的深色石板上各有一行字，且字体不同。不知哪个是海婴写的，或许两条都出自他的手笔？海婴先生已经过世，这件往事也无从考证了。日本侵华的战火燃到上海后，鲁迅墓出现了一件怪事： 墓碑上瓷像的面容部分被敲掉了。报纸上的一种说法是“遭到破坏”。据海婴说： 市面比较平静后，有人告诉母亲，父亲墓碑上那块被敲掉的瓷质画像，又完整地按原样复制烧了一块，重镶在碑面上。有说是一九四四年重新换了瓷像，大小和原状相同，绘像风格略异。许广平问过内山完造，他否认是他所为，又问内山书店唯一的中国雇员王宝良，是不是内山所为，王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海婴书中说： 这谜底已经不难解开了。一九四七年，许广平设计绘制“鲁迅墓园图”。按图改建后的墓为正方形，南边正中入口，三步石级，迎面是四只供瞻仰者插花的胖肚形毛石花瓶，后是墓椁，再后为野山式墓碑，碑顶左右呈圆形，碑身斜向凿多条宽沟，碑面嵌有黑石板，上镶椭圆形瓷制鲁迅遗像，像下刻周建人所书“鲁迅先生之墓，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绍兴，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卒于上海”的阴文贴金碑文。墓四周，以毛石作围，沿围石遍植冬青及柏树，其中周恩来和许广平于一九四六年种的两棵柏树移至墓左右方。原墓碑侧卧在墓穴右前方。上面的描述都是抄来的，我没见过一九四七年改建后的鲁迅墓或照片，只看过现今鲁迅公园里的鲁迅墓，是毛泽东主席的题字。文化人的墓，规模大到那样的程度，也就超出我关注和研究的范围了。在万国公墓，当年鲁迅墓的原址，现在有一方碑，上面用镏金隶书写道： 鲁迅先生原葬地（一九三六—一九五六）。这块石头被绿色的植物簇拥，虽处于一片草坪的一角，却仍醒目。我分别从远近两个不同的距离拍了照片。与此类似的标志，我只在北京的万安公墓见到过一处，那是李大钊的原葬地。低矮的碑上写的是“守常”，也没有镏金，不熟悉李大钊的人是不太容易注意到这块碑的。内山完造夫妇的墓也在万国公墓。我对做书店的人，一直充满敬意。有一年在上海，朋友陪我穿行永安里、浏览多伦路，然后到大陆新村。从鲁迅故居出来，走到路口，见到路边的一块牌子上有“内山书店旧址”的字样。旁边还有一家新华书店。不知那家书店现在还有没有。内山完造在上海居住了三十余年，且申请了永久居住权，后被国民政府强行逐走。他在上海的大部分岁月，都是经营书店，多时且不止一家。他和鲁迅结识于一九二七年，他们的友情一直延续到鲁迅去世。他对鲁迅的感情，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内山书店，一度成为鲁迅作品的代销店，也是鲁迅所去*多、买书*多的书店。内山完造为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叫邬其山。一九三一年，鲁迅手书诗作《赠邬其山》：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一九三六年，在鲁迅葬礼上，内山完造致辞： 鲁迅先生的伟大存在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感受到的印象和影响，也是非常多方面的。然而，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位预言家。先生的每一句话，都如同旷野上的人声，不时地在我脑际打一烙印。先生说，道路本来没有，是人走出来的。每当我念及这话，仿佛就见到先生只身在无边的旷野中静静地前进着的姿影，和他踏下的清晰的足迹。希望诸君不要让先驱的足迹被杂草覆盖，希望诸君为了使先驱的足迹变成大道而奋斗努力！一九五六年，内山完造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来中国参加鲁迅去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不幸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按其遗愿，他的一半骨灰，与已故前夫人内山美喜子一起葬于万国公墓。鲁迅先生葬在万国公墓后，内山完造不仅去过多次，还曾资助了鲁迅墓的整修。也许，那时他就抱定了自己死后也葬于此处的想法。一九六七年，他的墓从万国公墓迁到浦东公墓，一九七六年迁回。他的墓，与“鲁迅先生原葬地”那块碑相距不过百米之遥。即便是百米，我觉得还是稍远了些。内山有一幅蹲在鲁迅墓旁的照片，面带微笑，那笑容里，分明包含着他对故人的回忆。如果把他的墓就近建在“鲁迅先生原葬地”旁，或许更可象征他们的生死之交了。内山完造夫妇的墓，造型相当别致，墓穴上建了两具墓碑，一为桥形，一为书形。两座并列的桥式墓碑上分别刻着： 内山书店创立者内山美喜子之墓内山书店结束者内山完造之墓翻开的书形墓碑上刻着中国现代作家夏丏尊撰写的碑文： 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一九八五年，为纪念内山完造一百周年诞辰，有关部门在内山夫妇墓的顶端新立纪念碑，上刻日中友好协会顾问、《内山完造传》作者、作家小泽正元手书的中文正楷： 内山完造先生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精神永垂不朽。内山完造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一九八五年九月小泽正元书翌年，在纪念碑上，镶嵌了内山完造夫妇的合影瓷照。我不知那桥形的墓碑有没有奈何桥的意思，或与日本的风俗有关？万国公墓里的国人故者，尤其是文化人，显然是有选择、有标准的。这选择，就是由他人、由陵园的主管者，甚至是主管的上方来定，类似于某一级别的“钦定”。这标准，一定是其领域的领衔人物，或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大师。否则，这里很快也会墓满为患了。某种意义上讲，我倒是赞同这样的“钦定”，因为它不是平民公墓，它应该有自己的规格，它不允许在自身的范围里出现墓墙（连入土为安都谈不上了）或密密麻麻成排成片的墓群。不妨把我在万国公墓看到同时也还算了解的中国文化界大师或领衔人物排列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周信芳，京剧表演艺术家，麒派创始人；俞振飞，京昆表演艺术家；张乐平，漫画大师，创造了家喻户晓的“三毛”形象；孙道临，电影表演艺术家；谢稚柳，书画鉴定大师，书画家；陈逸飞，画家，艺术家……这几位的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一尊雕塑，或头像，或胸像，或大半身，所配的石料也有区别。共性之外还尽量突出了逝者的职业个性，如： 张乐平怀抱“三毛”，俞振飞手执折扇，周信芳的基石上雕刻了一只麒麟，谢稚柳背衬书法对联屏风（书法选自他的作品）。于设计可谓精心，于制作可谓精致，于效果可谓精彩。舍弃瓷照而用雕塑，不囿于中国历代墓地常见的墓碑、墓穴的传统样式，这一点也是与国际（尤其是欧洲）接轨了。陈逸飞的墓，虽然在雕塑的头像上无甚独特，倒也传神，可以抄录一下的是余秋雨先生为之撰写的墓表： 陈逸飞先生是当代中国享誉国际的杰出画家。他在劫后余生的文化断层间，找回浔阳遗韵的风姿，江南午后的宁静，小桥流水的思念，安顿了一代人浮躁的眼神和心灵。而后，他又日夜求新求变，扩充绘画生命，拓展视觉艺术，作出极大贡献。美的事业，熬人心血。陈逸飞先生正当盛年，欲（此字疑为却，误笔为欲）将光彩吐尽。噩耗传开，海内外一片震惊哀悼。今家人筑墓于此，嘱我写碑。我仅想以一言告知日后凭吊者： 这里安息着一个人，他曾以中国的美丽，感动过世界。秋雨先生的书法是可以观赏的，如果照其墨迹勒于石上，既是传承，又免讹错。现在这样，以铜制材料刻字，效果显然不佳，错为谁责，也辨不清了。 二〇一二年三月四日记于京东百子湾后现代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