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领导干部通·识·读·物:群书治要通识课

唐太宗为什么要编撰《群书治要》 唐太宗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出生的时候瑞相稀有，有两条龙戏于门外，三天才离开。太宗4 岁的时候，有一位自称善于看相的书生来拜见高祖，并且对他说，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当他看到太宗之后，称赞他，“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意思是说，他以后是真龙天子，可以当皇帝的。高祖就采用“济世安民”之意作为太宗的名，取名为李世民。 太宗皇帝16 岁就带兵打仗，起义平定动乱的国家，27 岁就登基做了皇帝，对于怎么样用圣贤教诲来治理国家，他的积累显然不够。对此他也有自知之明，非常愿意学习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道理。据《贞观政要·政体》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了十几把上好的弓箭，于是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结果没想到，弓箭师傅却说，这些弓都不是良弓。我于是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就使得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然强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这一生中所用过的弓箭已经够多的了，但是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好坏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且有偏失，更何谈掌握治理国家的要领呢？” 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太宗都赐座给他们，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情，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有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可见，正是唐太宗好学、谦虚、礼敬贤者的态度使他受益匪浅。 在贞观二年（628）时，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问，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是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了。”太宗听了，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懂得治国之道的，都得到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很善于听取谏言，特别重视用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这一点非常难得，一般的君王会因为看到严刑峻法立竿见影而忽视道德教育。但是太宗却不是这样，他在重视法制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这也是使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 法律只是在消极结果产生之后，给以事后的补救、惩罚，难以防患于未然。法律制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很难触及一个人的内心，培养不出一个人的羞耻之心。如果缺少了道德教育，人们只会想方设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还以此沾沾自喜，认为是自己聪明智慧的结果，不觉得自己做错事有什么值得羞耻的。所以在重视法律惩罚的同时，必须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从心底不愿意去做坏事，把做坏事看成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这才在人们的心灵上筑起了一道防止作恶的堤坝。因此，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太宗之所以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下令编撰《群书治要》，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对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教诲了解得不够，希望不仅仅和这些群臣探讨治国经验，而且能随时翻阅古圣先贤治国的教训和经验。 于是他命令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整理了从五帝到晋朝几千年间治国理政的史料，将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汇编成书。 到了贞观五年（631），也就是历经五年时间，这本书才编撰完成。《群书治要》编撰完成之后，魏徵在序文中说了一句称赞《群书治要》历史价值的话：“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魏徵说，这一部书用在当时的社会，可以使人借鉴古人的经验智慧，尤其是对于从政的领导者而言，可以使他们少走很多的弯路。而且传到后世，可以恩泽子孙后代，也就是使后代子孙能够更好地谋划他们的人生，使得人生幸福。可见，《群书治要》确实是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 这部书编撰完成之后，太宗皇帝非常欢喜，因为这部书涵盖的内容很广博，取材很广泛，而且挑选出来的又是非常精辟的、切要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废话，你看一句就有一句的启示。太宗皇帝日日手不释卷、不辞辛苦地学习，因为他有一个根本的动力，那就是爱护人民，希望能够把国家治理安定。不仅如此，他还胸怀天下，希望为世界各国作出一个“善治”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