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技术观研究

**节 研究背景 21世纪以来，技术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凸显，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瞩目的现象。电子信息技术以席卷全球的态势，深入每一个角落，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同时重构着现存的社会关系、体制以及机构。与当代社会如影随形且事关全球前途命运的媒介技术，使得社会媒介化和生存数字化业已成为一种当代人类不可逾越的“根本性境遇”。技术及其传播技术的演进，一方面，塑造和重构着人们生活的样态；另一方面，也带来诸多媒介依赖症、媒介伦理、信息碎片化、人的心灵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及文明冲突的价值危机等，促使当下理论界对其进行社会学、哲学、传播学等多方位的思考。 西方社会，尤其近代以来，对技术不仅比我们敏感得多，且结合现实社会对技术进行批判性思考成为其重要传统之一。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技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现代工业社会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以怎样的视角和维度去看待技术（包括传播技术），是理解很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众多的理论流派，且各个流派之间有许多差别，但都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危机予以关注，其中不少学者对技术本质、技术与现代理性“主体”的形成、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的技术结构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及路径等的思想，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了十分独特和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背景的学者，他们对技术的理解有着丰富的“情境化”内涵，即使同一学派之中，也有不同的评判维度，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社会进步方案。 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大奠基人之一卢卡奇，他不仅关注了马克思“似自然性”理论、对与此相关的资本主义“物役性”现象进行批判，也对当代资本主义中人被对象奴役的新情况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新的支配形式给予了研究。青年卢卡奇面对已经是以泰勒制流水线为主导的现代自动化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新的生产层面上，抓住了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准确地说，他界定了科学技术在促使劳动者“物化”中的作用。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资本主义大工业化生产所形成的在科学技术合理化背后的理性“物化”。这是一种人的意识的物化的新情况（他的“物化”理论的第四个方面），也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逻辑先导。 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较早地注意到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沿袭马克思、卢卡奇的同一思路，并借鉴黑格尔、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等的思想，开拓了技术批判的新的空间：把技术问题放到政治讨论的议事日程，并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如他们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意在指出资本主义凭借现代科技手段行使意识形态统治功能之实：它们大规模地复制和传播标准化、模式化的文化产品，借助电影、广播、电视、广告、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使得通俗文化流行等，其背后都蕴含着资本的控制逻辑。在他们看来，文化之所以能按照工业的模式进行生产和管理，正是因为资本权力的作用，从而技术的“合理性”转变成支配的“合理性”，导致了社会异化。他们对西方近现代的技术问题脉络进行考察，认为“理性一直是”贯穿整个人类“史前史”的“自我保持器官”。他们很清楚地看到现代技术起源时的思想观念就已隐藏了重重危机，在他们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和传统的政治控制形式不同，技术使人服从技术机制，变得不自由，但这种不自由却显得十分合理。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重要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阿克塞尔·霍耐特等人看来，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他们（阿多诺等）“没能认识到各种特殊团体的价值倾向和日常解释模式，作为意义的标准，这些模式通过大量的媒体信息指导着活动中的个人”。也正如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所说，法兰克福学派的专著及文章是时代性文件，“评判理论有关时代评判、社会评判纯理论思考具有局限性，因为这些思考像经常出现的情况，只是出于‘对不公正的强烈愤慨’”。威廉斯等主张把技术放在文化和社会视野下进行考察，他对于技术及其现代传播技术对于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改变，提出了自己的“技术整体观”的一种解读方式。 新的电子媒介时代，“技术、科学知识、自动化、计算机和高科技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着与人类劳动力、机械化和机器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同等重要的角色，同时，它们也生产着社会组织模式和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形式”。基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一代理论家又依据新的现实、新的技术传播环境，同时吸纳各种新的理论方法，力图建构一种适用于当代社会、与传统不同的“技术批判理论”，以将当代的新变化理论化。安德鲁·芬伯格认为，“今天，机器不断地要求个体参与到它们的操纵中去。同时，只要人类交往以计算机为媒介，那么，超越其自身自我—表达和语言的主体力量就得以极大地扩展。对那些能够控制系统的人来说，各种新的可能性将一定展现出来”。为此，他力求能在技术的更广泛的情境中进行反思，有一种与占主导的技术理性不同的思想等。 综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传播技术观不仅有其整体上的逻辑主线和共同的脉络特征，更有新一代学者依据变化了的技术条件和社会传播环境，对前代学者的某些思想或看法进行修正或深化。本研究要追问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技术是如何被解释的？他们关于技术、技术与主体、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的看法又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传播技术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传播技术又是如何建构交流结构的？以及新一代学者关于传播技术的思想又有哪些新的认知维度，以及不足？等等。本书力求从传播技术的角度去系统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的技术与传播相关思想，不仅有利于启发我们对新媒介技术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探索研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批判理论研究对新技术的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敏感，这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本书研究对象 到底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同马克思主义又有怎样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按习惯用法，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它的诞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主要以1923年卢卡奇和柯尔施分别著书以中西欧革命的失败做出总结，之后，他们分别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世，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但之后到20世纪，它成为“20世纪影响*大、代表人物众多的、立足于发达工业社会的全方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流派”，它不属于地理范畴，所以严格地说，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更为准确。但本书依照传统及习惯用法，依然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统称。 作为该思潮奠基人之一的柯尔施，曾提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以他和卢卡奇为代表的，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76年，英国《新左派评论》编辑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讲，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种种的分歧和对立，但是，它仍然构成一个理论，具有共同的学术传统，由此，他把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直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者德拉—沃尔佩、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等马克思主义者，都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学派或理论家”。在安德森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特点就是：它不再把经济或政治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而是开始把重心转向哲学，逐渐地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贝尔特·奥尔曼则以“是否承认辩证法和无产阶级革命”为标准，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划分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其中仅后者就包括：以德里达、福柯为代表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柯恩为代表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以威廉斯为代表的的市场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以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以克里斯蒂娜·德尔菲为代表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以米歇尔·阿格里塔、大卫·戈尔登为代表的社会结构理论，以康纳·怀斯特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以米歇尔·阿尔伯特为代表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以大卫·施威卡特为代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