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怪日本史 古代篇

平安时代上承唐风，下启和风，奠定了日本文学国风文化的基础，众所知周的物语文学、和歌都在平安时代发展壮大，并一直延续到后世。在汉文化十分流行的风气之下，自然有不少日本天皇会将中国皇帝作为典范，生出效仿之心。 可惜的是，虽然天皇与一些上层贵族饱读诗书，深受先进的中华文化熏陶，但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居民，却多是些未经王化的刁民土顽，他们只在意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丝毫不去理解那些试图为落后愚昧的日本列岛引入先进的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天皇所怀抱的宏图大志。 以桓武天皇为例，他的为政措施在华夏史观看来，是一位颇有作为的雄主。然而，在日本他却臭名昭著，甚至被跳梁跋扈的怨灵吓得惶惶不可终日。这种历史叙事的差异，无比鲜明地展示出中日两国政治传统的差异是何等巨大。 不过，政治传统毕竟是宏观叙事的大视角，如果不断地诘问中日不同的政治传统是如何形成的，那么，以日本神怪、怨灵作祟为小切口，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怨灵虽然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纯属意识形态的事物，但却往往会引爆社会舆论，甚至发展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因此，围绕社会舆论主导权而展开的明争暗斗，常常是政治博弈的主要形态之一。而将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博弈与特定文明的政治生态相结合，就成为理解文明社会演化轨迹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皇帝和儒家精英合作，共同构建了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但他们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 两汉之际，儒家精英曾通过谶纬发动民意，对皇权造成极大压力，以至于后世的中国皇帝无不将谶纬之说视为谈之色变的洪水猛兽。 但是随着中国逐步走出神文时代，儒家精英在与皇权日益融合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理性，结果丧失了巫术、奇迹这些能够动员民众的主要手段。虽然不少儒家精英依然能够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皇权，限制皇权，使之无法为所欲为，但对于此时的儒家精英而言，皇权而不是民众，才是其唯一的合作对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彦博才会说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豪言壮语。这种局面，要到朱熹这样的乡野之儒横空出世，才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何后世的儒家精英如诸葛亮、狄仁杰、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相较于孔孟之道，其实更精通申韩之术。九五之尊的皇帝正是与深谙申韩之术的儒家士大夫携手，共同构筑出秦制帝国的统治体系。这也就解释了儒家士大夫为何对民间信仰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就感情而言，崇尚理性的士大夫对巫术、奇迹这样的神秘主义事物有着天然的厌恶；就现实利益而言，这些神秘主义事物所催生的民间祭祀共同体，是建立秦制帝国基层统治架构的巨大阻碍。所以像狄仁杰那样疯狂捣毁淫祠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史不绝书。 而在日本，由豪族主导的祭祀共同体才是日本早期国家的根基，祭祀、巫术（咒术）又是统合这个国家的关键所在，所以日本天皇既无力改变臣强君弱的政治格局，也无法带领日本人如中国那样轻易地走出神文时代。神秘的祭祀仪式、对亡者的恐惧、独特的荒神信仰等古老的历史记忆，化为根深蒂固的习惯，深刻地左右着日本人的政治活动，并持续不断地为豪族与民众提供捍卫自身权利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