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行且思录(关于科学教育与科学文化)

篇一 　　科学技术：文明跃升的动力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革命力量。不过，这一力量不仅仅是技术作为生产力而体现出来的。对从事科技战略、决策及具体管理的人员来说，准确地认知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比手中掌控更多经费更为重要。这本应是基本道理，但在管理实践中却不易被遵循。回望改革年代科技战略与管理路径的点点印记，或许对当下及未来的科研管理实践有所启益。 　　当代基础研究的发展特点 　　作为科技活动之一的基础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创造性、探索性、继承性，以及研究结果的不易预测性和国际共享性，是基础研究的固有特征。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基础研究又带有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特点。正确了解和把握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是确保我国基础研究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之一。 　　**，基础研究的动力模型，改变了以前单一的“知识推动”模式，出现了“知识推动”与“需求牵引”两种模式相结合的局面。历史上，许多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主要出发点是获取知识、满足人类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追求对自然界和谐、完美的理解。科学自身内在逻辑的发展，是基础研究前进的主要原动力。近二三十年来，虽然推动基础研究发展的上述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具有重大应用背景、以社会需求为主导的基础研究课题日见增多，所谓“定向研究”日显重要。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单为获取知识，还为寻求改造自然的途径。这两种模式并存，对基础研究产生了双重推动力，从而导致今天基础研究如此活跃的局面。 　　第二，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例如，聚苯乙烯发现于1839年，经96年后，即1936年才获得应用。而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现的聚丙烯、聚碳酸酯等高分子材料，过了2～5年就用于生产了。当前，在一些与高技术相关的研究领域，如微电子、高温超导研究工作，三类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相互平行或交错地进行。 　　第三，基础研究的对象，过去是以单一学科为主。现在的某些单一学科，依然是基础研究的前沿，但是更多的热点则出现在交叉学科之中。当代自然科学在学科继续分化的同时，学科间的横向交叉、综合、渗透，成了科学发展的主流。数学、物理学、化学对其他学科的广泛渗透，产生了大批崭新的科学观念，在学科的边界、交点上涌现出许多交叉、前沿的学科领域。这些既是当代基础研究长足发展的结果，又是当前和今后基础研究进军、开拓的主要热点与阵地。 　　第四，基础研究的工作方式曾经是以个体分散活动为主。当代，由于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结果，有组织、集约性的研究方式在基础研究中已占有重要地位。某些工作在探索阶段依然以分散研究为主，但一旦取得突破、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就必须及时组织多方面、相关学科的人员共同研究。有些基础研究工作，如全球气候变化、太阳峰年观测等，由于学科跨度大、消耗投资多、涉及人员广泛，因此在研究工作开始时就必须在广泛范围内协调、合作，直至组织国际力量开展跨国家、跨学科的大联合。 　　第五，基础研究对手段、工具的灵敏度、精确度、探测范围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当代科学不断向宏观世界、微观世界以及复杂系统的推进，传统的观测、处理手段已是望前沿而莫及。这种对手段、方法的依赖性不仅表现在实验科学方面，即使是纯理论研究，如理论物理、基础数学等，有时也需要巨型计算机等现代化设备的支持。 　　第六，基础研究的学术环境更强调开放性和国际化。本来基础研究的成果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基础研究的评价标准没有地域坐标，只有国际水准。现在，基础研究工作进程中也迫切需要信息交流，当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又为学术交流插上了翅膀。因此，各类学术交流已不单是科学家交流信息的一种手段，而是已成为当代科学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发展我国基础研究若干问题的战略思考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是关系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问题。本文拟结合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在政策、经费、人才、领域、体制等方面提出一些看法。 　　政策：保证基础研究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政策稳定，思想认识统一是确保政策稳定的前提 　　基础研究要持续发展，就必须有稳定的政策环境。因为，一方面，基础研究本身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任何中断势必会造成前功尽弃，只有持之以恒地追求，才有望得到基础研究的甘果；另一方面，当代基础研究常依赖于有活力的研究群体。这个群体的活力和工作效率又来自群体内部合理良好的“生态结构”。显然，这种良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足够的时间为代价。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学发展历程，基础研究出现过多次震荡、升跌的波动。偶尔刮过基础理论风，视基础理论为至尊至荣；而在强调应用研究的时候，又置基础理论于不屑不顾。两风俱歇的间隙期不多、不长，自然影响到基础研究的健康发展。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怎样才能形成稳定的政策环境呢？笔者认为，正确理解基础研究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统一思想，是确保政策科学稳定的前提。 　　笔者认为，基础研究的功能和地位是两个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基础研究的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概括起来可表述为六个方面：经济发展的后盾、技术发明的先导、培养人才的摇篮、精神文明的基石、科学进步的内因、国际交流的窗口。这些功能不因国度或时期的变更而改变。但基础研究在一个国家所占的地位则取决于社会对这些作用的认识和环境的实际支撑能力。 　　目前，我国对基础研究的认识颇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从中国的现实出发，首先应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至于基础研究，到了21世纪再搞也不晚。另一种意见是：只强调基础研究的生产知识功能，而忽视了当代基础研究越来越多地具有应用背景的时代特点，也忽视了国情、国力的客观背景。 　　我国科技工作的总方针是，必须坚定不移地面向经济建设。但不同层次的科技工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主战场上的高科技工作，应着眼于世界前沿的追踪与创新，着眼于下一步技术和新一代产业；而基础研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意义也不能轻视。一个国家经济上不去，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同样，一个没有科学思维的民族，也不可能成为地球村的合格公民。总之，我们只有站在国家总体利益的高度，才能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形成相对稳定的政策。 　　经费：保持各类研究工作的合理投资比例，是国际上的普适经验，我国也应遵循这一规律 　　研究一下世界各国以及各国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的投资结构不难发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一般都具有相对稳定的比例，为1∶2∶5～6。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基础研究占研究与发展（R＆D）总经费的12%左右，日本是14%，联邦德国、法国约为20%，东欧各国为11%～13%，印度、巴西、韩国等为14%～18%。 　　我国基础研究当前的投资大大低于世界一般国家水平。1985年和1986年，基础研究全投入经费分别为3.3亿元和4.0亿元左右，占R＆D的份额各为4.80%和4.72%。三类研究经费的比例大致是1∶4.5∶8.6。自然科学基金单项年均资助强度逐年下降，由1983年的1.44万元降为1987年的0.97万元。近年来，由于科研用品的物价上涨比一般物品更严重，社会集资、摊派层出不穷，工资福利费用普遍提高，造成科研经费更为吃紧。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的数学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实际科研经费全年仅有几万元！这样低的投资强度，无异于无效投放。 　　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指望对基础研究投资一下提高很多。但是，我国科研经费应逐步增多，三类研究比例应遵循国际上的经验规律。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础研究占R&D的比例应从现在的不足5%逐步提高到10%左右。增加投资的途径，也要在改革中不断拓展新路，将当前仅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单一模式，改变为“以国家财政支出为主，辅以多渠道社会支持”的多元化模式。要鼓励大、中型企业设立基础性研究基金，多途径争取国外捐助，实现经费渠道多样化。 　　人才：不拘一格培养、吸引、选拔新人，造就一支少而精的高水平精干队伍 　　基础研究成败的关键在于有无高水平的拔尖创新人才。基础研究队伍应重质不靠量，不搞人海战术，这是由基础研究的本身特点所决定的。 　　据统计，我国的基础研究队伍在1985年为约2万人，在1986年为约2.6万人。这个数目是全国科技人员总数的约3‰，是全国科研人员总数的6%。尽管数量不多，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队伍规模已足，不宜招兵买马。但是，这支队伍的素质、结构和工作状态则值得高度关注。主要问题是，队伍老化现象相当严重。根据对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教育委员会等10个单位的调研发现，46岁以上科研人员人数占全部科研人员人数的61%，占高级职称人数的95.8%；35岁以下人员的数量占比仅有18%。从事基础研究的黄金年龄段正好落在了上述年龄结构分布曲线的谷区，这是其一。另外，由于当前社会上脑体劳动报酬倒挂，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严重下降，基础研究人员的生活又*为清贫。这种状况对优秀青年人才毫无吸引之力，仅有促其离心、离队之愿，大部分理工科毕业生（研究生、大学生）热衷出国或经商，基础研究队伍难以为继之势已露端倪。因此，抓紧发现和培养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形成一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队伍，是我国基础研究战线当前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要进一步强化竞争机制，促进人才流动，在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领域提高门槛，实行高起点筛选制，动态地择优汰劣。对遴选、吸引来的杰出人才和重要领域，要制定特殊政策，保证工作条件，提高生活待遇，形成适合基础研究学术环境的小气候。出国留学要疏导，不要关门硬卡，尽量做到进出自由，从而达到自然的动态平衡。留心才能留人。留人不留心，则只会产生逆反心理，人才还是留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