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当税收遇见苏东坡

　　《当税收遇见苏东坡》：　　按当时的制度，制科考试人三等即按进士**的级别授予官职，苏轼很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判官。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正八品；签书判官是州府幕职，掌管文书，苏轼这次授官是以京官身份充州府签判，比起前次所授的河南福昌县主簿来，职位显著提升了。　　而苏辙此时的处境则十分尴尬，他在策论里无所顾忌地批评仁宗皇帝朝政之失、宫掖之秘，引发轩然大波，大臣们就苏辙是否入等争论激烈。初考官胡宿认为，苏辙引历代昏君来比拟盛世英主仁宗，是大不敬，极力要求罢黜苏辙；复试官司马光和范镇则认为苏辙于四人之中言辞*为直率恳切，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应列为第四等；考官蔡襄说，自己身为三司使，不能劝诫皇帝节约花费，已经很惭愧了，哪敢对苏辙的策论有所怨言。宰相韩琦虽然欣赏苏辙的才华，但此时看到苏辙把仁宗皇帝骂得如此不堪，还说“宰相不可用”，心中不乐，认为苏辙狂妄自大，主张罢黜，但仁宗坚决不同意：“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于是苏辙人第四等。　　苏辙既人等，朝廷任命他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正九品），和前次所任主簿平级，并没有升迁，而且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皇帝，不肯为他撰写制词。直到一年后的嘉祐七年（1062年）秋，任命他为商州军事推官的诏命才下，苏辙对朝廷大臣容不下他的直言进谏深感失望，以留京照顾父亲为由辞不赴任，还未进入仕途即遭挫折，可谓“折戟沉沙铁未销”。　　嘉祐七年十月，苏轼在长安参加陕西解试试务，他在病中得知苏辙辞官不赴商州之任的消息，连忙寄诗三首对弟弟给予安慰。他知道这次授官太低，弟弟很委屈，但又不赞成他负气辞官，“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但事已至此，只能勉励说“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既然策论得罪了朝臣，退居在家研究易经著书立说，还有现成的老师指导。“唯有王城*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安慰他暂时不顺之时隐居京城，藏身于如海的人潮中，以期蓄势再发。　　后来苏辙次韵诗说“妄语自知当见弃”“科第空收颌底髭”，说自己早就料到朝廷容不得直言，必被贬黜，制科考试空忙一场。《御试制科策》对苏辙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当时饱受舆论煎熬，担惊受怕，“一鼓足气，至是消磨尽矣”，而且导致这位青年才俊“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此后二十多年时间内，不是担任幕职，就是被贬为监税官，直至神宗去世前不久，才被任命为绩溪县令。　　尽管苏辙有些郁闷，但兄弟俩同时参加御试制科考试，连名并中，连欧阳修都赞叹是开国百年来前所未有的盛事，御试结束后仁宗回到后宫，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当年苏轼二十六岁，苏辙才二十三岁，他们都应该庆幸遇到一个*识才、*仁慈的君主。　　世人一般认为苏轼锋芒毕露，苏辙谨慎内敛。苏洵就是这么看两个儿子的，在苏轼十岁左右时，苏洵曾撰文《名二子说》，对两个儿子取名用意作出说明。他说“轼”在马车上处于*显要位置，“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他担心苏轼锋芒过于外露，提醒苏轼要善于掩饰和保护自己；苏洵对苏辙比较放心，因为认为无论车子功过，都和车辙无关，“善处乎祸福之间也”。与三苏关系十分密切的张方平也评论说：“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　　但从这篇御试策论看出，其实苏辙年轻时也是一个言辞激烈、不知深浅的愤青。苏轼的制科策论文采飞扬，结构明朗，但持论平平，没有苏辙策论有气势；苏轼言辞委婉泛泛而谈，苏辙咄咄逼人直指皇帝，苏辙政治主张之激进、性格之刚烈程度甚至都超过了苏轼，元祐年间他任谏官执政时体现得更加明显。　　但有一点兄弟二人是一致的，就是都有着浓厚的民本意识，对当时“三冗”带来的沉重赋税深表忧虑，对重税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深表同情，都建议皇帝节约不必要的耗费，减轻百姓赋税负担。兄弟二人虽然阅世未深，但都胸怀忠君报国之志，都有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宋仁宗看重的就是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