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人师承与文学(精)/汪超著

　　由此可知，师长立教的首要条件是为师者自身的学养。这个条件是师长立教的根本，其他条件皆无由出其右。　　2.社会声望之大小　　宋人如何确定士人学问高低呢？社会声望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家长聘请教授子弟的学者，生徒寻求指点迷津的明师在社会声望方面多有可观。　　罗致恭“筑室北城外，使子弟学，求名儒为之师友，自身督其业……郡人争欲以文学大其门户者，以君为之标榜焉”①。士人为子弟求学，择选师友的标准是“名儒”，“名儒”之名大概就是社会声望了。眉州人唐彦通就是当地名儒，而其社会声望之隆，以至于“自嘉祐、治平间，先生已有盛名，西南学者争宗师之，授经者累数百人”。而唐氏声名之盛，正由于“乡人未知官学，先生孤露自奋，卒为名儒”②。可知，唐氏之所以为“名儒”是与其发奋读书分不开的。　　社会声望积累到一定程度，官方也会加以注意，如王岳折节读书，步履不及庭院，数年学问大成。士林以为似古儒者，“山东学士皆右之。州以礼请为庠正，其所教导弟子，悉有师法”③。州学聘请王岳为庠正，恰是由于其社会声望到了士林侧目的地步。而他教出的弟子颇得师法，又为其获得更多的社会声望。　　至于名闻天下的文枢巨子，受到其社会声望的影响，更是为士林关注，成为求学问道的选择方向。如李撰“游太学，闻南丰曾公巩以文名天下，公（按：即李撰）往受业其门”。曾巩的声望让李氏主动求学，而“会熙宁五年诏郡国贡士，乃作《湖水碧》诗以勉其行”④，曾巩作诗勉励又为求学的士子李撰带来声望。由于从学于曾巩，李撰因此与曾巩的弟弟曾布有所交往，后来成为曾布的幕僚，又以曾布之荐为州学教授。　　事实上，文人社会声望的大小与其学力才具息息相关。学行受时人认可度越高，教授学生的机会便更大。而学生的成功与否，又影响着师长社会声望的消长速度。　　3.经济条件的优劣　　经济状况的好坏，对师长立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授学的硬件设施和教学心态上。前文曾说到宋人依旧尊重师生相处之道中的“来学”而反对“往教”。硬件设施较好，自然更能吸引学子前来求学。孙抃《丁文简公度崇儒之碑》称其人倾囊中所有“尽以置经史，得八千余卷，筑大室保藏之。时名儒若寇莱公、冯魏公，并游其门。诗书以卒业”①。丁度购置图书本意或许并无为师传道的念头，可是寇准、冯拯等人却以此游其门，读诗书完成学业。孙氏对聚书来学之重视，或许来自家族影响。其弟孙辟也“建为重楼，连黉堂于户之隅，以聚古书，以来学徒”②，孙家以重资聚集图书，吸引学生就学的目的非常明确。　　不少财有余力的家族，也会建书堂广延来学者。祥符初年，直史馆孙冕因病归老于白鹿洞书院。皇祐五年（1053），其子孙琛“即学之故址为屋，榜日‘书堂’，俾子弟居而学焉，四方之士来者亦给其食”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