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艺术

　　是肖像（影像）模仿的东西，那就是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实际事物世界是模仿说诗性（诗意）创造*重要的阶段，但不是*后阶段。在实际事物这一段，它的清晰度自然是高于肖像阶段的。当然，这个清晰度是柏拉图及其创造的文化后代们所认为的清晰度。柏拉图在这里是留有活口的。实际上他认为这种清晰度也并非事实世界的清晰度，却是事物的一种清晰度。因为对这个线段的认知，仍然建立在“相信”之上。“相信”仍然是一种主观意识。这个主观意识仍然来源于柏拉图学说的全部底座：“我们假设”。柏拉图《对话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尽管他为人类打制了通往未来的坐标，但他也清晰地明白，这个坐标是个主观的、语言的假设，而不是对事实的客观呈现。柏拉图的演绎主义没有一个公理作为出发点。（我读柏拉图，总能听见他的心跳，怀疑、恐慌之心在破壁飞翔的途中如歌如诉。）因为人相信事物存在，所以它存在。相信是主观的，所以是既值得怀疑，又无限恐慌的。“相信”*稳定、*可靠的主观理性就是信念。就是“我不但相信你爱我，而且持久地相信你爱我”，人类全部美好的生活就建立在“相信”的基础上。可通过“相信”建立的信念，也是既值得怀疑，又令人无限恐慌的。信念再往上走就是倍仰了，比如“我信仰上帝”等等。从猜测到相信，再从信念到信仰，这种从主观意念到主观意志的运动脉络，是个语言运动的路径，也是文明在梦境中竖立的灯塔。柏拉图说，相信实际事物的存在，也就相信了肖像作为摹本存在。肖像或影子模仿了实际事物，否则肖像就没有来源。　　柏拉图的模仿说遇到了亚里士多德，“可见世界”的模仿说就从能指转喻的模仿，进入了所指转喻的模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倡导对具体事物、生活事象、事态或形态进行概括性、主题性、典型性模仿的**人。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是从生活世界开始的，这一模仿说生发于“可见世界”的第二线段。在此，模仿是一个语言的物与实际的物、语言的事象与实际的事象并置的对应形式。实际事物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可以感受得到，它们与语言的事物对应着生成，创造另一个世界。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正是这么对应着去描摹、去生成、去诗意的。也就是说，在线喻的这一段，它的修辞格仍然是转喻的，另一种平行并列的转喻。这就是把自然和生活当中的事象存在转化、并置到语言系统中来，使语言系统创造与自然物事同样的“真实”。所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诗学修辞格的核心就是“真”。当然，这里的真，未必是观念的真、本体的真，不过，已经是典型化的真，有所指的真。所指转喻，在奔向一个语义目标的途中，可能会创造出深度构造的某种语义，以实现向着“善”的奔突、向着“美”的漂移。　　所谓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是近代的概念。我们想一想，所谓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源在哪里？它们都在古典艺术及其理论。广义的古典主义包括古希腊时期的古典艺术。希腊艺术就是古典主义的典范。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模仿说到了第二阶段即实际事物阶段诗学理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就是所指转喻，是悲剧的情节、细节、长度所导向的诗性。亚里士多德重新阐释了柏拉图，他把作为质料的物像和形式表现并列，形成一种诗学物像和观念（普遍性）相互邻接的特殊转喻方式。古典主义的*高诗学原则是和谐，是诗从物、物从诗，诗与物服从整体的再现与表现。　　古希腊艺术建立在模仿说基础上的艺术创作，即是要清晰把握一个人、一个事物存在之和谐的、整体性的样式。著名的雕塑《宙斯（或海神波塞冬）》（约公元前460-前450年，青铜，高210厘米，雅典国立考古搏物馆）是一个代表作。这个作品的所指转喻既是作为*大物像的太阳，又是作为王者的哲学家（爱智者），还是人之神性在现实中的人格表现。这种具体的人物、*大的物像太阳和神在现实中的精神三个喻指形象的并置，符合古希腊诗学的一切和谐美的标准。他的形象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比例协调、适中，又那么坚定、稳健、富有信念，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精神——所有事物各司其职、各就其位地到达适中的位置。清晰、单纯的形象性，呈现为表达的丰富性，是非常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