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乡村经济地理:乡村经济地理的要素流变与谱系优化(1921-2021)

第七章 乡村人口迁移——基于“胡焕庸线”的讨论 第二节 乡村人口迁移顽健性——基于“胡焕庸线”的探讨 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基本上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等视角，分析影响乡村人口迁移决策的因素，很少考虑乡村人口是如何做迁移决策的，因而难以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核心。而事实上，中国乡村人口的地理分布长期以来形成了东密西疏的基本空间格局。在过去100年的时代变迁中，虽然出现很多大的事件、大的转折，但并没有影响和明显改变中国乡村人口分布的基本地理格局，也没有破坏“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对于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深入研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提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能否打破“胡焕庸线”，实现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让中西部地区的乡村人口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的成果？为了考察中国乡村人口迁移分布的属性特征，本节借助一个重要的人口分布概念——顽健性。“顽健性”是一个日语词，从英文单词robustness翻译而来，原为统计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控制理论的研究中流行起来，用以表征控制系统对特性或参数扰动的不敏感性或惰性。所谓顽健性，指的是系统（如乡村人口迁移分布）受到驱动或干扰时也不易变化，仍趋向恢复和保持原有形态的特性。与其较为接近的概念有稳健性、稳定性等。通过对乡村人口迁移分布的多方面考察，发现顽健性是中国乡村人口迁移分布的基本属性，或者说中国乡村人口迁移分布具有明显的顽健性特征。下面将从省际乡村人口迁移规模分布、乡村人口迁移流分布这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和论证。  2.1 乡村人口迁移规模分布的顽健性 在考察乡村人口迁移“顽健性”的过程中，不得不引出“胡焕庸线”这一重要概念，“胡焕庸线”是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东部、中部、西部则是依托地理位置确定的重要经济区划。由图7.1、图7.2可知，“胡焕庸线”将西部12个省级行政区一分为二，新疆、西藏、宁夏、甘肃、云南、内蒙古6个省级行政区完全或大部分落在线的左侧，组成西北半壁，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陕西6个省级行政区全部或大部分处在线的右侧，与中部省份共同组成了中西南部（中部和西南部的合称）。乡村人口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乡村经济地理的重要组成要素，更是乡村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等，均将上述三大经济带作为重要的划分标准。因此，东部、中部、西部乡村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以及空间分布形态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宏观调控和指导意见的影响。 **，在不同时期，我国省际乡村人口迁出规模和迁入规模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胡焕庸线”以东省份迁出、迁入规模均大于该线以西省份。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数省份的省际乡村人口迁出和迁入规模基本呈明显增大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表现尤为明显。而且，不同省份、不同时期省际乡村人口迁出和迁入规模随时间推移增大的趋势基本同步，省际相对差异并不明显。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省省际乡村人口迁出规模和迁入规模随时间推移的变化表现出大小相对稳定、维持原有形态的重要特征。 第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各省不同时期省际乡村人口迁出规模分布与迁入规模分布形态相对稳定。中华人民共合国建立以后，不同时期省际乡村人口迁出、迁入规模分布矩阵的相关系数均在0.736以上，且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说明，省际乡村人口迁出和迁入规模的分布形态都十分稳定，且相关系数从上到下由大趋小，从左到右由小增大，对角线上的相关系数*大，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省际乡村人口迁出和迁入规模的分布形态时间相距越远相似性越小，时间相距越近或越相邻相似性越大，尤以两个相邻时期的分布形态相似程度*高。 第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省不同时期省际乡村人口迁出和迁入规模分布形态的相对稳定性及相邻时期省际乡村人口迁出和迁入规模分布形态的高度相似性，显示中国省际乡村人口迁移规模的分布具有明显的不易发生变化、维持原来形态的顽健性特征。 2.2 乡村人口迁移流分布的顽健性 如果从不考虑迁移方向的省际乡村人口迁移规模和迁移强度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也会发现中国乡村人口迁移分布具有明显的顽健性。在这里，考虑方向的人口迁移流，指的是一个地区的省际乡村人口迁移流分布。比如，由上海分别迁向其他省份的省际乡村人口迁出流分布，以及从其他省迁入上海的省际乡村人口迁入流分布等。接下来，针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省不同时期省际乡村人口迁出流和省际乡村人口迁入流两个层面，进一步考察中国乡村人口迁移分布的顽健性特征。 **，在总体上，无论是从乡村人口迁出流还是迁入流来看，绝大多数省份不同时期乡村人口迁出流分布与乡村人口迁入流分布均表现出顽健性特征。其相关系数均在0.8以上，显著性水平达到0.001。相对而言，不同省份、不同时期省际乡村人口迁入流分布的相关性普遍更高。 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绝大部分省份来说，相邻时期的省际乡村人口迁出流分布与迁入流分布的相关系数逐渐增大，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省省际乡村人口迁出和迁入流分布维持相似不变的顽健性呈增强趋势，而且在吸引力作用主导下，形成了不同时期乡村人口迁入流相对更强的顽健性分布。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省际乡村人口迁出分布的变化趋势具体表现为相对“多极化”，而乡村人口迁入的分布则趋向于更加集中。 第三，西部各省省际乡村人口迁出流分布的相关系数普遍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特别是这些省份在1985—1990年、1995—2000年省际乡村人口迁出流分布的相关系数均较小。这说明，西部乡村地区各省主要由推斥力作用，主导并形成了省际乡村人口迁出流趋向的“多极化”，且使其分布更易发生变化，顽健性相对较弱；对东部乡村地区来说，主要由吸引力作用主导形成的省际乡村人口迁出流逐步趋向集中化，使其分布更容易保持稳定，形成了更强的顽健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是部分省份省际人口迁移流分布动力作用机制转换的重要转折点——东部地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相继崛起，吸引中西部地区的迁出人口进一步集中迁入这些地区。 第四，中国不同省份省际乡村人口迁出流分布模式的顽健性，极易因动力作用机制的转换而弱化。在东部乡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省际乡村人口迁入吸引力的日益增强和极化，造成了中西部地区各省乡村人口迁出流分布顽健性趋弱，这也成为东部地区各省乡村人口迁出流、迁入流分布顽健性增强的重要原因。  第三节 乡村人口迁移路径与格局分异 3.1 中西部乡村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高强度集聚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乡村人口分布存在较大的差异。与“胡焕庸线”的稳定有所不同，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区域乡村人口占比构成变动相对较大。在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占比由1990年的37.68%上升到2020年的43.23%，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乡村人口占比则有所下降。需要注意的是，2000—2020年，我国东部地区的乡村人口占比年均上升0.27个百分点，但在2010—2020年，年均仅上升0.05个百分点，增速明显减缓。2010—2020年，中西部地区的乡村人口占比的下降速度也较之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几年明显减缓。如果继续保持这种趋势，今后东部地区人口占比转升为降，中西部人口占比转降为升，还是有很大可能的。这种新变化与乡村经济增长的差别变化存在一定关系。在总量指标方面，统计资料显示，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逐渐下降，2000—2020年年均下降0.11个百分点，2010—2020年年均下降0.53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2010年年均下降0.13个百分点逆转为2010—2020年年均上升0.1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则由年均上升0.14个百分点变为年均上升0.4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增速趋缓，2010年开始处于三大经济区的末位。从人均指标来看，东部地区人均GDP仍处于上升的态势，但近几年城镇化率走平甚至有下行的趋势，说明我国三大区域的乡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乡村产业转型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3.2 乡村人口从“胡焕庸线”两侧向“中间地带”集聚 按照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省际乡村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已经出现了改变的迹象。在这次普查开始前的5年（2005—2010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5岁及以上人口共净迁入3319万人，中部和西部地区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净迁出2234万人和1085万人。从省际迁移流向分析，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按东部、中部、西部划分，中部和西部省份乡村人口向东部净迁出。中部分别向东部和西部净迁出2133万人和101万人，西部向东部净迁出1186万人。进一步细分的结果是，我国西南地区6省份和西北地区6省份分别向东部净迁出1108万人和78万人，中部地区8省份分别向西南地区6省份和西北地区6省份净迁出44万人和57万人。从“胡焕庸线”两侧考察，2005—2010年，西北半壁乡村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净迁出近80万人，西南部和中部向西北半壁净迁出近90万人，整个东南半壁向西北半壁净迁出约10万人。由此可见，“胡焕庸线”两侧的“中间地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乡村人口东西分流不对称的“分水岭”。 3.3 乡村人口格局分异引发人口疏密分化 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乡村人口地理分布呈现出东部和西部省份乡村人口高增长、中部省份乡村人口空心化的态势。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共有9个省级行政区的乡村人口增长超过10%，呈高速增长的趋势。按增速排序的结果是： 北京（41.9%）、上海（37.5%）、天津（29.3%）、广东（20.7%）、浙江（16.4%）、西藏（14.6%）、新疆（13.3%）、宁夏（12.1%）、海南（10.2%）。其中，5个省级行政区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3个省级行政区处于“胡焕庸线”左侧的西北半壁。相关数据显示，中部和西南部的大部分省份，乡村人口增长减缓。其中，6个省份的乡村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按负增长的幅度排序结果是： 重庆（-6.6%）、湖北（-5.0%）、四川（-3.4%）、贵州（-1.4%）、安徽（-0.6%）和甘肃（-0.2%）。这6个省份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甚至相连成片。其中，安徽和湖北处在中国中部，其余省份处在西南地区。由此可以说明，西部地区的乡村人口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出现严重分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东北三省的乡村人口负增长趋势越来越明显，规模越来越大，这种不断蔓延的乡村人口负增长，既是我国乡村人口发展和变化的新现象，也在客观上说明东南半壁乡村人口分布的分化事实，在东部、中部、西南部地区，乡村人口分布差距继续扩大，这让人口迁移的“乡村化”差别效应得以显现。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2019年的统计数据计算，东部地区城镇化率的增幅近4年逐年递减，2019年较2015年提高了0.78个百分点，为进入21世纪以来的*小增幅，也低于其他省份的平均年增幅；中部地区城镇化率的增幅也逐步放缓，近5年平均增幅为1.23个百分点，也低于21世纪以来的平均增幅（1.34个百分点）。在西北地区，这一指标稳中略增，2019年增幅（1.33个百分点）高于近20年的年均增幅，西南地区则相对平稳，2019年增幅（1.34个百分点）与近20年平均增幅（1.39个百分点）大体相当。由于我国乡村人口迁移多以“乡—城”流动为主，中西部地区乡村人口向东部地区城市迁移，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城镇化率具有双向拉升作用。如果来自中部地区的东部城镇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在分子效应和分母效应的同步作用下，一样会对东部和中部城镇化率产生双向拉低作用，但能否因此减缓该地区乡村人口空心化趋势，还受到东部沿海地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的影响。 3.4 东部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对乡村人口极化效应减弱 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人口已形成“三极一带”的增长态势。所谓“三极”，一是东北部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松嫩平原增长极”；二是形成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为核心的“大京津冀增长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古东部等区域；三是西北部形成以乌鲁木齐、伊犁、石河子等为核心的“北疆增长极”。“一带”，指的是形成由长三角经济圈起，向南至防城港、南宁的“沿海人口增长带”。鉴于影响中国乡村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因已经从自然增长转为区域间的迁移变动，在过去的100年间，“增长极”地区在人口增长过程中吸纳了大量周边区域的乡村人口，这是引发中西部地区乡村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在中国人口总体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迁移态势下，“胡焕庸线”的高稳定性，也意味着西北半壁乡村人口东迁的数量相对有限，中西部乡村人口空心化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由于“低生育、高流动、老龄化”严重威胁着中国未来人口的发展，所以，在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并主导乡村人口区域流动的情况下，未来乡村人口迁移的大趋势还会继续。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实施特大城市人口严格调控、乡村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结合当前已经出现的东部乡村人口占比增幅下降，城镇化增速放缓的趋势，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东部沿海地区“增长极”的乡村人口极化效应会继续减弱。当然，无论按照“胡焕庸线”将中国乡村经济地理分成东西半壁，还是依据东部、中部、西部进行划分，乡村人口分布不均、相差悬殊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