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日将尽

看来，对于“怎样才算得上一个‘伟大’的管家”这个问题，似乎还有很大的一个维度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好好地思考过。对于这样一个如此心念系之，尤其是这些年来我已经反复思考过的问题，意识到这一点，不得不说真让我颇为忐忑不安。现在想来，我当初对于海斯协会有关其会员资格之规定的某些方面嗤之以鼻，或许是有些操之过急了。请先允许我解释清楚，我并无意收回自己对于“尊严”及其与“伟大”之间关键联系的个人观点。不过，我不免对于海斯协会的另一项规定做了些更为审慎的思考——亦即其公开承认加入协会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申请者须服务于显赫门庭”。我现在的感觉跟当初并无二致，仍旧认为这表现了该协会的一种不假思索的势利心态。不过，我现在想到，我所特别反对的或许只是他们对于何为“显赫门庭”的过时理解，而非其中所表达的一般原则。确实，在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过一番思考以后，我相信，“伟大”的先决条件是“须服务于显赫门庭”这种说法本身也许确有其道理——只要对于“显赫”的理解比海斯协会的认识更加深入即可。　　事实上，只要将我对于“显赫门庭”可能的诠释与海斯协会对它的理解做一比较，则我相信就能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管家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异。我这么说，不仅是想请您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这一辈对于雇主到底是地产贵族还是“经商致富”的态度已经没有那么势利了。我想说的是——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我们是远比上一代更加理想主义的一代。我们的老辈更加关心的或许是雇主是不是有封号的贵族，或者是否出身于“旧”族，而我们更在意的则是雇主的道德地位。我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指我们一心瞩目于雇主的私人行为，我的意思是我们更加热切地希望效力于那些——可以这么说——其作为正在促进人类进步的绅士，这一追求在上一代看来想必是颇不寻常的。打个比方说，我们宁肯效力于像乔治·凯特里奇先生这样尽管出身卑微，却为大英帝国未来的福祉做出过无可争辩之卓越贡献的绅士，而不愿意侍奉那些虽有显赫的贵族出身，却只会把光阴虚掷在俱乐部和高尔夫球场上的老爷们。 当然，在实际中，很多出身于*高贵家族的绅士一直都有着致力于缓解当前面临之重大难题的传统，所以乍看之下，我们这代人的抱负可能表现得与我们的先辈也并无多大差异。不过我敢断言，在态度上还是有根本之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业内的同行相互间热衷于传达的种种话题，更反映在我们这一代中的众多翘楚人物在职位去留方面做出的选择上。做出这类决定所考虑的已不仅仅是所得薪水的高低、手下员工的多寡或者雇主门庭的显赫与否了；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我们职业声望的高低*根本地取决于我们雇主道德价值的高下上，我感觉这不失为一种公允的说法。　　我相信，借助形象化的比喻方式可以*为鲜明地突出这两代人之间的不同。可以这么说，家父那一代管家更倾向于将世界看成是一架梯子——王室成员、公爵以及出身*古老世家的勋爵们居于顶端位置，那些“新贵”阶层等而次之，以此类推，直到降到一个基准点，基准点之下的层级就全由财富的多寡甚或有无来确定了。任何一位有雄心有抱负的管家只管竭尽全力往这架梯子顶上爬就是了，总的说来，爬得越高，其职业声望也就越大。这当然也正是海斯协会那套“显赫门庭”的观念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而迟至一九二九年该协会还在大言不惭地公开发表此类声明，这一事实本身就已清楚不过地说明为什么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早就该到来的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想法已经完全跟不上我们这个行业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们的观念了。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一架梯子，而更像是一个轮子了，我相信这种说法还是相当准确的。或许我该进一步做些解释。　　在我的印象中，是我们这代人*先认识到了前几代人全都忽略了的一个事实：即世界上的那些重大的决定事实上并不是在公共议事厅里，或者在会期只有寥寥数日又完全置于公众和新闻界关注之下的某个国际会议上做出的。更多的情况下，那些关键性的决定反倒是在国内那些隐秘而又幽静的豪宅里经过讨论、进行权衡后做出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伴以无比盛大的排场和典礼所发生的那一切，经常不过是执行在这样的豪宅内部经过几周甚或几个月的时间达成的决议，或只是对其进行官方的认可。因此在我们看来，这世界就是个轮子，以这些豪门巨宅为轴心而转动，由他们做出的那些重大决策向外辐射到所有围着他们转的人，不论穷人还是富人。我们所有这些拥有职业抱负的人，莫不以竭尽所能以尽量靠近这个轴心为志向。因为正如我说，我们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一代人，对我们来说，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出了我之所能，而是以我之所能达至了何种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怀抱着这样的渴望，愿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略尽绵薄，做出贡献；我们也都认识到，身在我们这一行，要想做到这一点，*可靠的途径就是效命于那些肩负着当代文明重任的伟大的士绅。　　当然了，我这么说不过是*为宽泛地概而论之，我乐于承认，我们这一代中有太多人根本就没耐心去做这样深入的思考。反而言之，我敢肯定家父那一代当中也有很多人出于本能，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工作的这一“道德”维度。不过总的来说，我相信我这些概括还是准确无误的，而且我所描述的这种“理想主义的”动机至少在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中，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曾动不动就更换雇主——就是因为意识到那些环境全都无法给我带来持久的满足感——总算是天道酬勤，一直到有机会效命于达林顿勋爵我才终于安顿下来。　　说也奇怪，我是直到今天才头一次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的确，当初我们在仆役大厅里围炉夜话的时候，曾花了那么多时间来讨论“伟大”的本质，像格雷厄姆先生这样杰出的管家和我都从来没有考虑到在这个问题当中还有这样的一整个维度。尽管我不会收回之前我对于“尊严”的特质所发表的任何观点，但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一论题应该附加一个补充条款，即无论一位管家已在大多程度上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如果他未能成功地找到一个适当的通道来将他的成就发挥出来，他也很难期望同行们能够认可他的“伟大”。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像马歇尔和莱恩先生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只效命于那些其道德地位毫无争议的绅士——韦克林勋爵、坎伯利勋爵、伦纳德·格雷爵士——你不免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是不会屈身侍奉那些成色不足的绅士的。确实，这个问题你越想就越明显：隶属于一个真正的显赫门庭确是达至“伟大”的先决条件。一个“伟大的”管家肯定只能是那种人：他在指点自己多年的服务生涯时能够自豪地说，他已经将他的全副才能用以服务一位伟大的绅士了——而通过这样的一位绅士，他也等于是服务了全人类。　　我说过，这些年来我居然从来没有从这样的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或许正是难得地出门进行这样一次旅行，才促使我对于这个我本以为早就彻彻底底思考清楚了的题目产生了如此出乎意料的新鲜观点。而且大约一个钟头之前发生的一个小状况想必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我沿着这样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我得承认，这个小状况还颇使我担了不小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