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与小说的影像化叙事

　　再看30年代创作的代表小说《边城》，翠翠与其母亲之间其实也构成这类镜像关系，镜像人物——翠翠的母亲虽主要在小说开篇与结尾处有描述，文中仅偶有提及，但细细体察，这个人物的性情与做派与翠翠其实大异其趣，这位早逝的母亲作者连名字都未注明，但据小说简要的描述及老船夫与老马兵的回忆看，当年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歌手，遇事比较有主见，不爱时冷若冰霜，爱时热烈奔放，与翠翠的生父——一名戍边军人相恋后，毅然冲破世俗的重重障碍，未婚生子，*后殉情而亡。而贞静内向、没啥主意的翠翠在爱情中却显得十分被动，虽然心里爱的是二老，可态度不够明朗，对于大老的追求，也不明确表示拒绝，结果二人一死一走，面对祖父的死亡，她更是惊慌失措，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中走向了宿命般的悲剧，虽然表面上看，美丽纯朴的母女俩的悲苦命运颇为相似，但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依然是同中有异的，镜像人物的存在其实反映出作者普泛的悲剧意识。即使到了40年代末的《雪晴》系列小说中，我们发现沈从文依然喜欢借用如巧秀与其母亲这样的人物镜像关系来表达他这种挥之不去的悲剧人生观。　　纵观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其镜像人物的设计*具匠心的其实当推《八骏图》，小说开篇叙述别开生面，主人公达士先生通过他写给未婚妻的一系列信件，分别对其青岛教授同事们种种违反自然人性的事件展开了痛快淋漓的批判，揭露了那些教育界精英才俊衣冠皮相下的丑陋行径，在一针见血的讽刺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使自己和甲、乙、丙、丁等名流教授们拉开了距离，在思想境界方面分出了高下。然而正是这位已然赢得了读者信任的叙述者达士先生，却在小说结尾之处上演了一出颠覆自我正义形象的闹剧，一直以正人君子自居的达士，*后竟然经受不住海边神秘美人色的诱惑，拍个电报对未婚妻媛媛谎称生病推迟归期。这个出乎意料的结尾，让他自己与其讥刺嘲讽的其余七位教授构成了既相反又相类的双重镜像的复杂关系。试想一下，这篇讽刺小说倘若没有达士先生这个双面镜像人物的存在，作者批判精英阶层的广度与深度都会相应锐减，小说在叙述形式上的这一新尝试，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化镜像人物的设计惯性，赋予了文本双线及反转的现代叙事魅力，取得了震撼性的审美效果。　　由于沈从文小说的情绪蒙太奇、慢摇长镜头等影像化叙事是直接融入电影的现代技法后才产生的新事物，因此在具体论述它们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与之关系密切的电影大师侯孝贤及其影像风格的形成过程与特点。　　客观地说，电影与小说都具有叙事的功能。不同的是，电影通过声音与画面讲述故事，以画格为基础，并通过蒙太奇或者长镜头手法剪辑拼接情节，衔接故事的时空逻辑。影片中人物的心理则需要通过演员的表情动作或者话语来展现，通过不同的拍摄技法来表现创作者的意图。而小说文本则是通过文字表述来展现情节，通过读者的想象自行构筑画面，对于人物的心理活动则不仅可以通过话语神态动作等来展示，也可以直接加以描述。　　因了声音与画面的协助，电影往往比小说文本更加直观，但是这也导致了电影在表现深度上经常不及小说。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所说：“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它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①这也是在电影与小说文本互相改编的过程中，侧重点有所不同，对于一些信息进行添加或者删除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其实也说明了，在小说中，确实存在着类似电影表现手段的部分。　　不仅如此，事实证明，小说某些独特的表现方式会给电影人极大的启发。试看沈从文小说创作与台湾导演侯孝贤的影像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在拍摄影片早期，侯孝贤曾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电影独到的理解而出现瓶颈，这时编剧朱天文向他推荐了《沈从文自传》。沈从文作品中表现出的对生命的慈爱，对原始淳朴民风的赞颂，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对生死的豁达与超脱，特别是其被誉为“诗小说”或“抒情小说”的湘西系列作品，一向不太注重情节与人物的刻画，反而更在乎叙述主体的感觉与情绪的渲染，这一切无不深深触动侯孝贤的神经。侯孝贤后来回忆说：“读完《沈从文自传》，我很感动。书中客观而不夸大的叙述视点让人感觉，阳光底下再悲伤、再恐怖的事情，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而把它包容。世界并没有那么多阴暗跟颓废，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像河水汤汤而流。我因此决定用这个视点来拍摄下一部片子。”①侯孝贤喜欢大全景，长镜头，一些死生契阔因而拍得淡泊如水，他的作品都带着淡淡的柔和感，即使是炎夏的阳光与蝉鸣也显得那么亲切，连悲伤都在阳光下。比起对情节的叙述，侯孝贤更注重的是人物心理的表达和刻画，即使情节略显散漫，也会将想要表达的韵味表现出来。相比较叙事，他更注重抒情。对他来说，故事情节的发展与其说是完整的讲述一个故事，不如说是宣泄人物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