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文叙之思

　　阿尔贝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与**个问题相关。他认为申丹将《启示》划归为“互补型”而将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划归为“颠覆型”不合情理。在他看来，这两篇作品中的隐性进程都颠覆了情节发展。申丹指出，阿尔贝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黛西蕾的婴孩》中，反种族主义的情节发展仅仅是虚假的表象，当我们看到捍卫种族主义的隐性进程之后，就会抛弃这一表象。也就是说，隐性进程会直接颠覆情节发展。与此相比，《启示》中的隐性进程虽然跟情节发展相冲突，但其功能是揭示出造成女主人公弱点的社会原因，拓展和补充（仅描述女主人公弱点的）情节发展。　　阿尔贝注意到申丹一方面提出“互补型”和“颠覆型”的二元区分，另一方面又指出“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以各种方式产生互动，从和谐互补到剧烈颠覆”，这是一种阶梯性质的递进，而不是二元对立。阿尔贝认为申丹的这两种观点相互矛盾。申丹在答辩中指出，阶梯性递进只存在于“互补型”内部。在某些作品中，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呈现出和谐互补的关系；而在另一些作品中，这两种叙事运动则是在冲突中形成互补，且冲突的程度有强有弱。这样在“互补”这一大类中，就存在从和谐互补到不同程度冲突中的互补这样阶梯性质的递进。与此同时，又存在“互补型”和“颠覆型”这两大类之间的二元对立。“颠覆型”中的情节发展总是虚假的表象，而“互补型”中的情节发展则总是具有坚实的意义；前者会被隐性进程所取代，而后者则会与隐性进程携手表达出作品的总体意义。由此可见，申丹的两种观点并不矛盾。　　阿尔贝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涉及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究竟是完全未意识到隐性进程的存在”还是“虽然意识到了，但觉得它并不重要”？申丹首先欣喜地肯定了阿尔贝对作者意图的关注，因为他通常从认知叙事学的立场出发，仅仅关注读者的反应，而对修辞叙事学关注作者意图的立场加以抨击。申丹指出，正如目标论文所提及的，她对相关作品都另文展开了详细深入的分析，逐步揭示出其涵括的隐性进程。从中可以看出，这些隐性进程都是作者从头到尾有意设计和构建的。至于重要性，阿尔贝自己在回应论文中明确指出：“隐性进程显然是十分重要且一直被忽略的叙事现象”。诚然，他可以说虽然隐性进程一般来说很重要，但在具体作品中，其重要性可能会不尽相同。申丹指出，既然作者精心设计和构建了隐性进程，就说明其认为这些叙事暗流很重要。例如，就上文提到的《黛西蕾的婴孩》《判决》和《启示》而言，可以推断肖邦、卡夫卡和曼斯菲尔德均十分重视相关隐性进程，因此才会精心构建，以便暗暗表达种族主义的立场或者揭示情节发展背后的社会原因。　　阿尔贝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涉及新近的批评动向。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学者提出应该关注文学文本的表层意义，而不是探索其深层意义。阿尔贝据此发问：在21世纪，我们究竟是否依然需要关注作品的深层意义？申丹回答说：就文学批评家、大学的文学教师和研究生而言，依然需要关注。然而，对那些为了消遗而阅读的读者而言，则是另一回事。究竟坡的《泄密的心》是否仅仅构成简单叙事，究竟《启示》是否仅仅对女主人加以反讽，这对于消遣性阅读来说确实无关紧要。申丹在撰写目标论文时，考虑的是阿尔贝这样的专业读者。他在回应该文时声称“自己一直非常钦佩申丹的研究”，“尤其是”劳特利奇出版社推出的申丹揭示隐性进程的专著。这本身就体现出他赞成挖掘作品的深层意义。　　阿尔贝提出的第五个问题是：若未发现隐性进程，对作品的解读就一定会片面或者错误吗？申丹指出，阿尔贝认可在卡夫卡的《判决》中，隐性进程暗暗表达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父亲与儿子都是社会压力的牺牲品。与此相对照，在情节发展中，仅仅存在父子之间的冲突，读者仅能看到儿子是父亲的牺牲品，或者父亲是儿子的牺牲品。若看不到隐性进程，对作品的解读难道不会片面吗？阿尔贝同样认可在《黛西蕾的婴孩》中，有一个捍卫种族主义的隐性进程，它暗暗颠覆反对种族主义的情节发展。若看不到隐性进程，难道不会对作品进行错误解读吗？如果阿尔贝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应该不会再认为忽略隐性进程的解读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考察作品，也不会再认为这种忽略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