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增订版)

一、本书缘起 在抗战*后阶段即1944年12月初，日军曾经自广西向北挺进，占领贵州南部有“小上海”之称的独山，令位于400余公里外的重庆之国民政府大为震动。可是，日军的进逼只是虚惊而已：他们旋即退走，独山*终成为其入侵中国的极限。当然，世事有似重而实轻，也有似轻而实重者，孰轻孰重，当时难以看清。就在上述事件之前大约一个月，贵州北边小镇湄潭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英国人，10月24日晚饭后，他向一群中国学者发表演讲，随后还与听众作公开讨论。这个聚会在当时不曾引起注意，甚至在座学者恐怕也未必意识到它的意义。那位英国人名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是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主持下向“中国科学社”社员演讲的，题目为《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根据事后自述，此时上距他立志撰写一部“权威性”中国科技史已经多年。这演讲是他首度公开发表自己的独特科学史观点，也是他介入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开始。他将在十年后崭露头角，二十年后冲击国际学术界，而且影响将不断扩大，以迄今日。 其实，在上述事件之前三十年，亦即五四运动前后，国人已经开始思考中国传统科学为何不发达的问题了。*早就此立说的，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发起人任鸿隽，此后一直到40年代末，这问题经常引起讨论，但几乎一面倒都以传统中国科学极其落后甚或阙如为出发点，问题只在于“为何”如此而已。李约瑟在湄潭却提出了完全不同见解，十年后《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首卷面世，他以令人震撼的广博研究论证传统中国有大量科技成果，并且进一步对世界科学发展历程提出石破天惊的看法。他认为：在公元前1世纪以迄公元15世纪漫长的一千六百年间，中国科技一直超越西方，只是由于文艺复兴以及相关巨变—远航探险、宗教革命、资本主义兴起等，西方科学才得以一飞冲天，反过来超越中国，从而有现代科学之出现；至于中国何以没有出现类似巨变，则当求之于中西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云云。李约瑟在1995年去世，其长达二十余卷的科技史也在2004年大体完成出版，他可以说是穷尽毕生之力，以*宏大视野和*实在工作，在*大可能程度上表扬中国科学与文化者。因此，他的观点顺理成章地为许多中国学者接受—或者更应该说是拥抱。自80年代以来所谓“李约瑟问题”即“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的问题经常在国内引起热烈讨论，但讨论框架鲜有超越其思维模式者，也就是莫不以他的基本假设—中国传统科技之向来优胜，西方科学之冒起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双方差异是由外部（即外在于科学本身）因素导致等为出发点。因此，严格地说，近三十年来的这些讨论大部分只不过是“李约瑟论题”（The Needham thesis）的补充和发展，说不上是“李约瑟问题”的独立研究。 另一方面，西方科学史家虽然对李约瑟宏大的开创性实证工作表示钦佩与尊重，但对于他的科学史观并不赞同，甚至可以说是全盘否定。国人往往将此视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但对于其理据则很少认真讨论或者深究。李约瑟的工作彻底改变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科技的了解，这是他为中国文化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国人景仰之余更为之感到自豪，是很自然的。不过，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众多具体发现与穿插其间的“李约瑟论题”其实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史料、史实，后者是史观、史识，两者需要清楚分辨，不容混淆。我们认为，虽然李约瑟的科学发展观十分中听，而且有皇皇巨著作为后盾，虽然西方科学史家的观点很碍耳，又难免受到“文化自大”的攻击，但两者究竟孰是孰非，各自的是非曲直又究竟何在，却还是个学术问题，需要以虚心和客观精神去切实考究、判断，而不应该简单笼统地以“李约瑟论题”为满足。换而言之，我们还是需要重新回到并且认真面对任鸿隽、梁启超、王琎、冯友兰、竺可桢等学者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提出来的问题，亦即今日通称为“李约瑟问题”者。这功夫是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西文明分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西方学者无法越俎代庖的。 科学发展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无疑涉及社会与经济因素，但是历史、文化因素也绝对不能够忽略，而且可能更为重要，所以对“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这个大问题的探究，不能够如李约瑟所坚持的那样，局限于或者集中于16世纪以来的欧洲变革，而割裂于中西双方历史文化自古迄今的长期发展。也就是说，它必须通过中国与西方文化发展历程的整体与平衡比较才能够显露出真相。这样的比较是一项庞大工程，并非此书或者任何个人所能够全部承担。我们在此书所尝试的，是简单和卑微得多的准备工作，即对西方科学自古迄今的发展、演变作一综述，然后借此来从相反角度看“李约瑟问题”，也就是探讨“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如不少西方科学史家曾经指出的，这是同样重要而且可能更具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当然，这样的综述牵涉西方科学史整体，那是个浩瀚无涯的大题目，自19世纪以来已经有好几代淹博学者为此付出无量心血。我们不揣谫陋，来作这么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尝试，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发展史，特别是其近代以前部分，以及相关宗教文化背景，是国人所不熟悉，也较少注意的领域，而这显然是了解中西科学发展差异所必不可缺的基础。其次，这方面的西方著作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它们大多数分别以古代、中古或者近代为限，至于贯通远古以至于近代，并且论及其宗教文化背景的，似乎还不多见。*后，科学史的专门研究不断进步，其中不少重要发现出现于20世纪下半叶，伊斯兰学者对自身科学与文化的研究之兴起亦是在此时期，这些成果是早期著作如萨顿（George Sarton）的《科学史导论》不可能包括，或者近期著作如林伯格（David Lindberg）的《西方科学之起源》不一定注意到，因此仍然有待当代学者将之整合于一般性论述之中的。 在此还需要声明，虽然我们认为历史发展的“为何”值得探究，甚至求得有广泛认受性的答案亦非无可能，但这并不等于就认为历史问题可以有确切不移的定案。例如，“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兴起导致现代科学出现”那样的论题可能以不少事实作为根据，但我们无论搜集多少资料，难道真就能够将这些整体因素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的思想、工作直接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他们的发现与商业或者资本主义有必然关系吗？或者更进一步“证明”这些因素比文化因素更为重要吗？从史实、历程来追究、推断原因，总不免是带有若干不确定因素的猜想，而不可能是确切不疑的逻辑推理。此即科技史家怀特（Lynn White）所谓“当然，历史解释绝少是桌球的碰撞那样，关乎狭义‘原因’的事情。它往往更像是在所需要解释的事实周围积聚其他事实，以使后者的光芒逐渐照亮前者。*后史学家就会感到，他所关注的主要事实变得可以理解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与它“如何”出现于西方这两个问题表面上性质迥异，底子里其实相通：科学发展的原因与其历程本身不可能完全分割，前者就存在于后者的叙述与分析之中。因此，本书的基本目标虽然在于了解“为何”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实际探讨途径则在于为西方科学兴起、发展、蜕变历程的整体描绘概观，然后通过此概观以及其重大转折的讨论来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探究。这探究*后也可能给现代科学为何并非出现于中国的问题带来启发。 本书工作是由中西科学发展差异这一基本问题所触发，因此在下面我们必须先行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李约瑟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以及中外学术界对他的反响这三方面作出较为详细的回顾，然后才能够进而说明本书基本观念与整体构思，以及我们所获得的几点主要结论。 二、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严格地说，国人初次感到西方科学冲击是在明朝末年，也就是比五四运动还要早三百年。当时徐光启在利玛窦口授下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完毕，又进一步写成《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三部书以发扬《几何原本》的用途。他由是指出，古代数学经典《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其法略同，其义全阙，学者不能识其由”；“泰西子之译测量诸法……与《周髀》《九章》之勾股测望，异乎？不异也。不异，何贵焉？亦贵其义也”。这样，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这一点，就在中国与西方的近代**遭相遇中被揭露出来了。可是，徐光启虽然对于西方宗教、数学、天文学心悦诚服，赞叹无极，因而虚怀接受，悉心研习，却从来没有向他的老师追问《几何原本》的产生背景，或者发愤深究为何中土大儒未能悟出同样深奥精妙的道理。对于他来说，利玛窦的笼统解释“西士之精于历无它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有之”，至于中国学者研究科学者则“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此其间工拙何可较论哉”，就已经足够了。 徐光启心胸开阔，思想敏锐，又笃信天主教，但他深受传统文化熏染，所以仍然谨循老师利玛窦的教导前进，而并没有对远隔重洋的其他方外事物产生好奇，或者动念独立探索中西文化异同。因此，国人初次明确地提出和讨论中国科学落后问题，已经是五四运动前后了。这以1915年1月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为开端，此后十年间梁启超、蒋方震、王琎、冯友兰等相继就此发表论文，或者在著作中讨论相关问题。当时和明末一样，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国难方殷的危险关头，但这些思想界领袖人物的心态却迥异于徐光启，因为在西方军事、政治、文化排山倒海般冲击下，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心已经动摇乃至崩溃，所以认为必须转向西方文化精义如科学与民主来寻求救国之道。在此危急形势下，为何像科学这样具有普世价值的学问，在古代中国竟然显得落后甚或阙如，方才成为触动国人心弦的问题。 他们的文章有几个共同特征。首先，它们都很率直、单纯地认为，或者更应该说是假定，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科学，或者可以称为科学之学问的，这从多篇代表性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例如任鸿隽的《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1915）、冯友兰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1922）、竺可桢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1946）等。其次，上述文章和散见于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中的讨论都比较简短，只有万字上下，因此论证相对简单、浓缩，没有深入探究，更未曾充分展开。*后，当时中国科学史尚在萌芽阶段，西方科学史虽然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但由于典籍浩繁，而且新发现层出不穷，因此国人甚至西方汉学家对它的了解都很粗略，甚至可以说是模糊的。在此背景下，要详细、具体地讨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征自然不可能，因为这无可避免需要与古代西方科学发展作比较。因此，上述文章的论断大多近于有待证实的猜想。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它们的观点因此就是错误或者没有价值的，因为出之于对文化整体深切了解的直觉判断，虽然可能缺乏实证基础，却往往仍然能够切中问题要害，为进一步探索带来启示。当然，要超越猜想而获得确切结果，那么进一步的实证工作亦即科学史的系统研究就成为必须进行的了。 1944年恰逢“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因此有关中国古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再度掀起高潮。当时浙江大学为避战乱迁校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它集中了多位科学史家，所以成为热潮中心。当年7月间浙大心理学教授陈立和数学史家钱宝琮分别发表文章；10月1日《科学时报》在复刊**期上刊登了德国学者魏复光（Karl August Wittfogel）相关议论的译文；李约瑟则在10月24日晚间作了有关中国科学的主题演讲。由于他持论独特，因此引起与会科学史家如竺可桢、钱宝琮、王琎等的热烈讨论。1946年，竺可桢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他的结论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这一方面可以视为前述讨论的综合，另一方面则反映李约瑟开始对中国学界产生影响，因为此文已经将社会、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并列了。然而，它仍然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这和三十年前任鸿隽的文章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