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论

三出守始安的经过、时间及行事考辨 经过以上对诸家说法的分析与勘验，今在吸收前哲时贤创见的基础上，重新梳理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的时间与经过。 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中谈及对古史的研究与编年时说，“用今天出土的这些材料设立几个定点，然后把其他的古书排进去”，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葛兆光先生将其恰当地称为“古籍排队”，葛兆光《中国古代还有多少奥秘？》，载《读书》1995年第11期。这一方法的提出不仅为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也为其他学科领域中因文献材料的缺乏而造成的一些模糊问题（尤其是时间的考订或编年）的研究指引了出路。在颜延之的生平研究或编年中，对于因史料的缺乏而造成的时间和事件的模糊、甚至矛盾的问题，我们也不妨借鉴“排队”的办法，先设立几个定点，然后把其他的事件排进去，就可以基本确定其生平行事。 （一）出守的政治背景和时间 先从史书有明确记载的高祖（宋武帝刘裕）崩这一时间为起点考察。永初三年（422）五月癸亥，高祖崩，颜延之上《武帝谥议》，谢灵运作《武帝诔》。 “诔”和“谥议”的写作目的与功用是什么？或者说在什么背景下需要写“诔”和“谥议”呢?《文心雕龙·诔碑》：“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徳行，旌之不朽也。……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三《诔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213页。版本下同。用诔这种文体来累述亡者生前德行，其主要目的是为其定谥，因此没有浓厚的哀伤感情，这种文体的体制特点是以选录亡者生前的语录（美言）和德行为内容，既具有纪传体的体式又兼有颂文的特征，这是诔文之正体。正如谢灵运《武帝诔》的开头：“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恋徘徊。敢遵前典，式述圣徽。”除了前四句表现哀伤之情外，其馀都是赞颂，历述刘裕从隐居民间到北伐胜利、克定祸乱、承继帝位、八方来服、四海升平等功绩。其体制也是“传体而颂文”，前有序文，后有诔辞；序用散体，辞用韵语。今存诔文中，大多以哀祭或哀伤为主要内容，这是诔文的变体。再看颜延之《武帝谥议》的内容，全篇都是颂扬功德，在今存文本中没有出现“谥为”或“谥曰某”的字眼，正因为是“谥议”，其功用是要来讨论根据生前德行应该谥什么，而不是下结论，相当于草案。 皇帝驾崩，由当时齐名文坛的“颜谢”撰写“谥议”和“诔”，是符合情理的。在他们二人的撰文中，只是历述和颂扬德行，因为谢灵运的《诔》是用来定谥的依据，颜延之的《谥议》要来讨论应该谥什么。二文全篇历述宋高祖一生的德行，颂扬其功德，虽然正合“克定祸乱曰武”《宋书》卷九八《氐胡传》：“谨案谥法，克定祸乱曰武。”（第2416页）的谥法，但不能在文中就把宋高祖刘裕的谥给明确定下来，也不能在文中出现比如“谥曰武”的字眼，而是在他们撰文的基础上，由群臣讨论商定。以此推断，《武帝诔》和《武帝谥议》在*初成文时，应当没有“武帝”二字或没有标题，今传题目应当是后人加上的。*后在临葬时，由群臣上谥。故《南史》卷一《宋本纪》中载：“（永初三年）七月己酉，葬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群臣上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南史》卷一《宋本纪》，第27页。因此，颜延之《武帝谥议》、谢灵运《武帝诔》的写作时间应当是在武帝崩与葬之间的临丧期，即介于永初三年五月癸亥与七月己酉（八日）之间。如是，则朝廷出颜延之、谢灵运为遥郡太守诏命的发布当在七月己酉（八日）之后。 谢灵运离京赴任，作《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可见他被贬为永嘉太守的时间应当在七月八日至七月十六日之间。颜延之的出守时间要比谢灵运晚一些，确如沈玉成先生在《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一文中所说：因为谢灵运的门第、身世、名望都超过颜延之，谢灵运自负狂傲，倔强新朝，甚至蔑视皇族与皇权，政治上躁进，成为徐羡之、傅亮的主要打击对象。对颜延之则从宽发落，留在建康，以观后效，但*终未能幸免。沈玉成《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载《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4期。 颜延之被逐出定员、出为遥郡太守的*终导火索，就是权臣徐羡之等有废立之意。宗法观念下，父死子继是正统的传承制度，而兄终弟及只是其补充，因此在位皇帝被废除者，一般都是由于政不由己出，并且年幼。当时的皇帝是少帝刘义符，十九岁，无子。于是权臣在暗中操纵，皇太后和位尊望隆的重臣在面上打点，就导演了兄终弟及的悲剧。为此，他们做了一些排除异己、扫清障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种策略和一项保障：一，外放亲信大臣，使刘义符彻底成为孤家寡人。二，流放、杀害其他皇子，逐一铲除竞争者。三，调集外地军事力量入京做保障，以防不测，然后迎刘义隆入朝。当然，废除需要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景平二年五月乙酉，据《二十史朔闰表》，景平二年五月辛酉朔，则乙酉为五月二十五日。由皇太后扮演前台人物，发布了一道诏令，《宋书》卷四《少帝纪》载皇太后诏令，其中说：“王室不造，天祸未悔，先帝创业弗永，弃世登遐。义符长嗣，属当天位，不谓穷凶极悖，一至于此。大行在殡，宇内哀惶，幸灾肆于悖词，喜容表于在戚。至乃征召乐府，鸠集伶官，优倡管弦，靡不备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择媵御，产子就宫，腼然无怍，丑声四达。及懿后崩背，重加天罚，亲与左右执绋歌呼，推排梓宫，抃掌笑谑，殿省备闻。加复日夜媟狎，群小慢戏，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第65页）指陈少帝刘义符在高祖及太皇太后（孝懿萧皇后）丧期，不守居丧之礼，居处所为有过失，因此废了少帝。其实居丧无礼的不止刘义符，比刘义符更加无礼的就是即将迎立为帝的刘义隆，在居丧期间偷偷生了儿子刘劭。宋武帝崩，萧太后制三年之服，按制为二十七个月。《宋书》卷九九《二凶传》载：“帝即位后生劭，时上犹在谅，故秘之。三年闰正月，方云劭生。”（第2423页）“谅”，居丧也。宋武帝于永初三年五月癸亥（二十一日）崩，即使从当日算起，满二十七个月应该到元嘉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刘义隆在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正式即位，改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据《二十史朔闰表》，元嘉二年八月甲申朔，则丁酉为八月十四日，还在服丧期，这时儿子刘劭已经出生，明显也不守居丧之礼。不得已，一直等到元嘉三年闰正月，这时不管从哪方面考虑，都是符合居丧之礼的，于是才向外界公布。故《宋书》卷五《文帝纪》载：“（元嘉三年春正月）闰月丙戌，皇子劭生。”（第74页）可能在《本纪》中史家为皇帝讳，用曲笔，因为宋文帝是刘宋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元嘉之政，有口皆碑；而在《二凶传》中史家终显露了其实录精神，抑或是史家报应观念的体现（居丧生子，事出无礼，子壮弑父，殆为报应）。 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正是在这样的废立背景下产生的。颜延之应当属于外放亲信大臣一类，义熙十三年宋国初建时，是郑鲜之举荐颜延之为博士。颜延之又与刘义真来往密切，因此他大概与郑鲜之同时出守，《南史》卷三三《郑鲜之传》载，“景平中，徐、傅当权，出为豫章太守。”（第862页）景平共两个年头，其实一年零七个多月，因此所谓“景平中”约在元年末或二年初。即约在景平元年末或二年初。徐羡之等权臣排除异己的步骤是，先将亲信大臣和庐陵王刘义真团伙其他成员外放，使少帝和刘义真孤立无援，然后挑拨二人的关系，借少帝之手先废庐陵王刘义真为庶人，《南史》卷一三《庐陵孝献王义真传》：“（徐）羡之等谋废立，次第应在义真。以义真轻訬，不任主社稷，因其与少帝不协，奏废为庶人，徙新安郡。”（第366页）再借皇太后之手废了少帝。那么，颜延之出守当早于刘义真被废，而刘义真被废*迟在景平二年二月。《宋书》卷四《少帝纪》：“（景平）二年春二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第65页）《南史》卷一《宋本纪》：“（景平）二年春二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第30页）《宋书》和《南史》的记载都在景平二年二月。因此，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说：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或者说被任命为始安太守当在景平元年（423）末或二年初，*迟不晚于景平二年二月。 （二）赴任期间行事及时间 颜延之赴始安任途中，路过浔阳，造访老朋友陶渊明。《宋书》卷九三《隐逸·陶渊明传》：“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宋书》卷九三《隐逸·陶渊明传》，第2288页。《南史》卷七五《隐逸·陶渊明传》的记载相同，仅多出：“（王）弘欲要延之一坐，弥日不得。”《南史》卷七五《隐逸·陶渊明传》，第1858页。这次颜延之与**次在浔阳与陶渊明交往时不同，**次只是“情款”，而这一次是“每往必酣饮致醉”，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权臣徐羡之等看来，颜延之党附刘义真、又是少帝亲信。颜延之看到了权臣徐羡之等的废立计谋，心情苦闷，日日昏饮，可能停留时间较长。在浔阳，江州刺史王弘曾邀请颜延之而不得，因此，颜延之在浔阳的时间一定在景平二年（424）四月或五月前，因为四月徐羡之召王弘入朝，五月王弘就到了建康。南宋王质《栗里谱》中载：“景平元年癸亥。君（指陶渊明）年五十九。颜延之为始安，过浔阳，日造饮酣醉，临去，留二万钱。悉送酒家。”〔宋〕王质《栗里谱》，〔宋〕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因此我们暂且可以认定颜延之于景平元年过浔阳。 既然如此，上文对颜延之出守时间的推断就可更进一步：景平元年末徐羡之等权臣出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任命后，颜延之即刻离京，并于本年年末到了浔阳，酣饮多日，继续上路，大约在第二年（景平二年）五月五日前到了汨潭，为湘州刺史张邵作《祭屈原文》。然后又顺着湘水流域到了零陵，为湘州刺史张邵作《祭虞舜文》。为什么说到了零陵呢？在湘水流域人们经常祭祀的*有声望的人就是屈原和帝舜。屈原就认为帝舜葬在湘水以南，《离骚》说“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司马迁综览典籍并经实地调查，认为帝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4页。颜延之在《和谢监灵运》一诗中说：“人神幽明绝，朋好云雨乖。吊屈汀洲浦，谒帝苍山蹊。”正是追忆自己赴始安途中吊屈原、祭舜帝的经历。 历代都有祭祀舜帝的活动，并且是一种官方行为。其时间不固定，有在四月者，也有在十一月者，也有说在冬天者。分别见《魏书》卷七《高祖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汉书》卷六《武帝纪》。因此，此次颜延之与张邵祭祀舜帝，也应当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 零陵是从江州赴始安的必经之地与中转站，因为古代的道路一般都是沿着河谷地带行走，屈原到汨潭就步入了湘水流域，然后沿着湘水河谷向西南行便一直可达始安，这也是从汨潭到始安的*便捷的道路，避免翻山越岭。在这条线路上，必经之地有临湘（湘州府治地）、衡阳郡湘西、湘东郡临烝、零陵郡泉陵、零陵，然后到始安，所经过的地方也是湘州*富庶的地方。颜延之赴任，不可能舍近求远，也不可能舍弃富庶之地而选择荒凉的地方食宿。因此，他必然选择这条道路。 从汨潭到零陵，路途也很远，不可能在数日到达。途经湘州刺史张邵临湘府第，自然免不了欢聚些时日。因此，颜延之大约在本年六七月间到了零陵，与湘州刺史张邵祭祀舜帝，并撰《祭虞舜文》。此后又沿着湘水向始安进发，约于元嘉元年秋冬之际到任。本年秋八月丁酉，刘义隆即位，改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颜延之《和谢监灵运》一诗，主要是追忆自己元嘉三年被征召任用以前的遭遇，开头写自己凭着文才侍从上台和东府，得皇帝和太子的信任，后遭遇世乱被外放，朋友分崩离析，赴任途中吊屈原、祭舜帝，接着写“倚岩听绪风，攀林结留夷”，两句化用《楚辞》中辞句，《楚辞·忧苦》：“倚石岩以流涕兮。”《涉江》：“欸秋冬之绪风。”《离骚》：“畦留夷与揭车兮。”表达被诬陷、外放的失落与苦闷的心情。“绪风”，馀风，是《楚辞·涉江》“欸秋冬之绪风”的缩略语。因此可以推断颜延之到达始安的时间约在元嘉元年（424）秋冬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