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的窘境

引言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讶异之余，政客、政党人士与专家都深感受创。对专家的极大不满似乎是特朗普选举获胜的重要因素（Easterly 2016）。英国脱欧事务的领导者之一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则大喊：“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专家已经够多了！”（Lowe 2016）不管西方民主国家的普通民众怎么看待特朗普和欧盟，对于专家，他们总有理由愤怒。弗林特水污染危机就是一例。2014年4月25日，密歇根州弗林特市改造市政供水系统，居民家中的水龙头流出棕色废水，根本无法饮用（Adewunmi 2017）。“弗林特的用水者本不用这么悲惨，现在却暴露在这种程度的铅毒和其他有害物质之下”（Flint 2016，p.1），“弗林特的居民开始抱怨水的臭气、怪味和颜色”（Flint 2016，p.16）。“2015年10月1日，在改用弗林特河供水的524天后，杰纳西县卫生部门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敦促弗林特居民不要再饮用那些水。”（Adewunmi 2017）2017年1月24日，密歇根州环境官员表示，弗林特供水系统中的铅含量已低于联邦限值（Unattributed 2017）。然而，记者宾·埃德温米（Bim Adewunmi）却说：“到今年（2017年）2月22日，也就是我离开弗林特之时，我采访的政客和慈善工作者依旧认为水龙头流出来的水不够安全，不能直接饮用。而居民对此事的情绪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Adewunmi 2017）2016年3月，负责调查此事的密歇根州官方特别工作组发现，密歇根州环境质量部（MDEQ）“对弗林特的水污染负有主要责任”（Flint 2016，p.6）。报告还指出，密歇根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应共同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Flint 2016，p.1）。这份报告详载了莫娜·汉娜—阿提莎（Mona Hanna-Attisha）博士和马克·爱德华兹（Marc Edwards）为推动改变所采取的行动，并记录了弗林特儿童血液中铅含量升高等重要事实。埃德温米（2017）指出，“弗林特的居民大多是非洲裔”。据他报道，很多人认为反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在这次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这场悲剧中，州专家本应负责保证水质，但他们却让这种臭气熏天的受污染的毒水流入弗林特居民家中，毒害当地民众。更令人遗憾的是，弗林特水污染危机只是众多“专家失灵”例子中的一个。2009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两名法官小马克·西亚瓦雷拉（Mark A. Ciavarella Jr.）和迈克尔·科纳汉（Michael T. Conahan）当庭认罪，对欺诈和通过监禁儿童牟利供认不讳（Chen 2009）。人们戏称此案为“孩子换金钱”。这两位法官就是专家。作为法律专家，他们负责判定送至他们面前的儿童有没有罪，并在有罪时公正判罚。这两个人将被定罪的青少年送往两个私人拘留中心，从中收取了260万美元的回扣（Urbina 2009）。他们为了回扣把很多无辜的孩子送进监狱。13岁的戴奎恩·约翰逊（DayQuawn Johnson）从没犯过什么事，“2006年，他因未能作为斗殴事件的证人出席听证会，被拘留数日。可他的家人从未收到什么听证会的通知，而且他早就告诉了学校自己什么都没看到”（Urbina 2009）。西亚瓦雷拉和科纳汉以两倍于州平均水平的速度把儿童送入拘留中心，甚至似乎（至少在西亚瓦雷拉负责的案件中）没有告知这些小孩及其父母他们有权请律师（Chen 2009；Urbina 2009）。这两个人的犯罪行为持续了好几年，*后才被发现并逮捕。社会工作提供了更多专家伤害普通人的例子。在美国，社会服务可能会无端介入日常生活。2014年，南卡罗来纳州一名妇女被判入狱，原因是她9岁的女儿在公园里玩耍时无人看管，而且这个公园“非常受欢迎，什么时候都有差不多40个孩子在这里玩”（Skenazy 2014）。另一名女性说，她丈夫去世后，她的几个“5到10岁”的孩子被带离。她只是去大学听课，留孩子们在家“几个小时”无人看管（Friedersdorf 2014）。她说孩子们知道她在哪里，但官员们根本没有尝试联系她，而是直接闯入她家，将孩子们带走。“案件拖了两年，我的孩子在寄养系统中遭到性骚扰（根本没人去调查过）和生理虐待。他们好几次被分开，经常被转移，还换过好几所学校。”她想要回孩子们，就被随意开了很多条件。比如，她说，我被要求允许CPS（儿童保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我家进行彻底的“白手套”式检查。法院说，如果有工作人员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法院就会推迟或拒绝把监护权还给我。他们让我扫蜘蛛网、刷烤箱，弄到他们满意为止，为了讨好他们，我照做了。经历了这些，她觉得这个系统 “根本无关保护，有的只是威权”（Friedersdorf 2014）。基亚尔·哈里斯（Kiarre Harris）获得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合法权利之后，CPS的人就带着穿制服的警察出现在了她家门口。如果早先的报道无误，那么当时的情况是，CPS的工作人员告诉哈里斯，他们得到法庭指令，要把她的孩子带走。哈里斯要求查看该指令，但工作人员却出示不了。因为没有看到法庭指令，她便拒绝交出孩子。于是，她因妨碍执行法庭指令被逮捕，而她的孩子们则被送到寄养中心（Buehler 2017；Riley 2017）。一份报告（Williams and Lankes 2017）警告说“实际情况可能不止如此”，还说哈里斯“有家庭暴力史，曾使用过刀”。然而，在文章很靠后的位置，才说明了这个所谓的持刀暴力事件的实质内容：“2012年，一名女子投诉哈里斯踢她的车，还用刀比画，把她的车划了。哈里斯的这一行为被判作刑事破坏。目前尚不清楚CPS文件中提到的家庭纠纷是否就是此事。”威廉斯和兰克斯（Williams and Lankes 2017）清醒地指出，所谓的“家庭暴力”不过是说哈里斯划坏或者弄坏了谁的车，而且根本是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到目前为止，《布法罗新闻》（The Buffalo News）还未能找到哈里斯在过往生活中违法犯罪的确凿证据。即便*终出现明显不利于哈里斯的事实，当时逮捕她并仓促带走孩子，也很不必要、很不适当。将孩子们带离更可能伤害他们。在这类案子中，CPS显得特别专横独断。哈里斯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篇帖子中声称，法庭文件中有一句话含糊不清：“被告似乎对孩子们就读的任何学校都有不满。”她说同一份文件中还有如下的话：“被告*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嘲笑学校制度、在校生与毕业生。”（http://thefreethoughtproject.com/mother-arrested-homeschooling-children/）法庭文件所引内容似乎与疏于照管孩子的指控无关，更关注公立学校系统的利益，而非孩子们的福利。家庭教育的倡导者发现，本案与其他同类案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他们说：“很多时候，（学校所在）学区不提交家长所发的在家上学通知，而是向CPS报告。”一旦孩子停止到校上课，学校就会记他们旷课。“就算孩子并没有‘旷课’，而是在其他地方接受教育，学校通常也会给他们记上，这就是CPS介入的原因。”（Hudson 2017）英国的一份家事法庭报告（Ireland 2012）一经发布就引起全国关注，报告指出，英国社会服务体系存在严重缺陷。这份报告由家庭司法委员会（Family Justice Council）资助。据称，该委员会是“一个由司法部资助的独立机构”。报告总结了对126起案件中提交到家事法庭的心理鉴定进行的评估。确实，报告给出了专家们对其他专家所做工作的意见，但其中大部分是有资质的专家在批判无资质人员给出的鉴定。不过，其中一些结果表明，专家专横、令人讨厌地侵扰了英国许多居民的生活。调查结果还表明，这些心理评估具有任意性，被调查的案件中有超过40%并未遵守所需的程序规范（Ireland 2012，p.21）。因此，这些代表国家的专家40%以上的时间没有遵守国家规定的程序规范。“主要结果集中于其中五分之一的心理学家，这部分人无论照何种既定标准来看，都没有资格提供心理学意见。此外，几乎所有的专家证人都没有坚持临床实践，而似乎成为全职的‘专业’专家证人。”（Ireland 2012，p.30）有一份新闻报道（Reid 2012）讲了几个读来令人心惊的故事，佐证了英国家事法庭使用职权不当，对民众造成伤害。在其中一个案例中，“**位心理学家认为一位妇女是‘称职的母亲’，但据说社工坚持要委托第二位专家再调查一次。第二位专家得出了相同结论。于是他们又委托了第三位专家，直到得出结论说这位母亲患有‘边缘人格障碍’。她的三个孩子都被带走收养”。里德（Reid）指出了两个制度事实，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英国“比西欧其他国家更经常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首先是经济激励。“上届*政府设定了收养目标，地方议会如果能够达到，就能获得数十万英镑的奖励。”尽管这些目标在里德撰文时已经“废除”，但“现在（2012年）社工增加收养人数，还是会得到赞扬和升职。戴维·卡梅伦还要求收养更多小孩——而且速度要快”（Reid 2012）。二是保密性。1989年的《儿童法案》（Children Act）“在家事法庭中引入了全面保密的规定”，从而助长了“儿童保护系统缺乏公众监督”的状况（Reid 2012）。官方卫生专家、环境专家、州立学校、州控制或监管的医疗卫生系统和刑事司法系统，都曾因专家的错误和职权的滥用让人民平白受难。琼·C.威廉斯（Joan C. Williams 2016）说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憎恨专业人士”，比如律师、教授和教师等等，可能部分原因是“专业人士天天都在使唤他们”。健康经济学专家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有时被称为“奥巴马医改的建筑师”，他有一句名言说，“美国选民的愚蠢”是 “奥巴马医改”（2010年通过的平价医疗法案）能够通过的关键原因（Roy 2014）。专家建议美国政府将年轻人送往伊拉克赴死，因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其实伊拉克根本没有。美联储前主席、货币政策专家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国会做证时表达出他对大衰退的“惊愕”。他承认，危机暴露了他资本主义模型里的一个“缺陷”（Greenspan 2008）。美国的经济专家没办法预防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和危机发生后，许多大型组织都得到了救助，但许多普通美国人却深陷还不上贷款、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专家判断错误与滥用专家职权还体现在优生学之恶上。我还会在第4章中再一次指出，我们不能完全以过去那种眼光看待这些罪恶。埃利斯（Ellis 2008）明确呼吁采取“优生方法”打击犯罪（p.258），比如对“有高犯罪风险的年轻男性在青春期后”进行“化学阉割”（p.255）。专家们会判断哪些年轻人将来有可能犯罪，然后我们据此阉割这些年轻人，作为预防犯罪的措施。调查报告中心发现（Johnson 2013），“2006年至2010年，在未经州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与加利福尼亚州惩戒和康复部（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litation）签订合同的医生对近150名女性囚犯进行了绝育”。他们好像更可能向那些被认为有再犯风险的囚犯施加压力：“前囚犯及辩护人坚持认为，监狱医务人员针对那些他们觉得以后有可能重返监狱的女性。”2007年曾在某山谷州立监狱医务室工作过的一名囚犯，“说她经常无意中听到医务人员要求曾多次服刑的囚犯同意绝育”。至少在2010年，加利福尼亚监狱的医学专家向女性施压，要求她们接受输卵管结扎术，因为专家认为她们将来有再犯罪的危险。应该可以这么说，本书所讨论的“专家问题”对许多人来说迫切且具体。我注意到，专家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起到了破坏性作用。我反对专家统治，认为不该由具有垄断地位的专家为普通人（non-experts）做出决定。我同情人民，而非专家、技术官僚和精英。这样的同情似乎有些民粹主义倾向。但其实我害怕民粹主义，重视多元民主。不过在某些读者看来，我的这种同情似乎真的很像民粹主义。所以这里或许应该解释一下，说清楚为何在我看来民粹主义跟专家统治（至少在比较极端的形态下）背离多元民主的程度不相上下。除了一些例外情况，民粹主义言论经常是反专家的（Kenneally 2009；de la Torre 2013）。博伊特（Boyte 2012，p.300）似乎言之有理，他说：“民粹主义不仅挑战财富和*，也挑战职业体系（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那种文化上根深蒂固的个人理性主义思维特征。”民粹主义通常是对“精英”的反叛，精英这一概念在这里通常包括官方专家和技术官僚。我们已经见过迈克尔·戈夫怎么贬低专家。法国国民阵线（French Front National）则在官网上警告人们，不要让“人民的命运掌握在未经选举的专家手中”（Front National 2016）。意大利政党“五星运动”的创始人尖锐地抨击了可能会为该党发声的“经济学、金融学或劳动学”中的“所谓‘专家’”。他说，该党的平台将由“所有成员在网上共同发展起来”，这将是“一个每个人都真正重视自己的空间”（Grillo 2013）。穆德（Mudde 2004）将民粹主义定义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认为社会*终可分为个体同质、相互对立的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就是‘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且政治应该表达人民公意（general will）。”（p.543）穆德解释说，民粹主义“有两个对手：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2004，p.543）。其中，精英主义“希望政治为道德的精英表达观点，而不为非道德的人民表达观点。多元主义则反对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所假定的同质性，认为社会由异质性的群体和个人组成，这些群体与个人的观点和愿望往往在根本上互不相同”（pp. 543-544）。比克顿和阿克蒂（Bickerton and Accetti 2015，pp.187-188）笔下的“民粹主义和专家统治”则“日益……成为当代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的两个组织极端”。他们指出，这两个极端均与“政党民主”背道而驰。所谓的“政党民主”，在他们的定义中是“基于两个关键特征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的**个特征是通过政党制度调解政治冲突，第二个特征则是认为公共利益这一构想至高无上，应该被转化为公共政策，且这一构想应通过议会审议和选举竞争等民主程序建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