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一种空间化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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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安托万·皮肯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本类榜单：社会科学

分类：社会科学 > 社会科学类教材 > 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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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ISBN：9787568087643
装帧：平装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16开
页数：144
出版时间：2023-02-01
条形码：9787568087643 ; 978-7-5680-8764-3

本书特色

本书是一项历时超过15年调查研究的*后一部分，其内容涵盖日益强大的计算机和数字技术力量，空间的变化及文化、政治之间的动态联系。作者为国际著名城市技术史专家与建筑理论学者安托万·皮肯，是一位拥有三种教育背景的法国工程师、建筑师、历史学家，他对智慧城市提出了系统、深刻的见解，对今天的城市研究范式提供了一个有洞见的透镜。

内容简介

随着城市的全球化竞争，智慧城市已成为城市复兴和发展的重要的新战略驱动力。智慧城市正在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寻求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促进新的集体生活形式。这使得智慧城市成为工程师、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家以及很多企业的重要关注点。本书试图将智慧城市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并通过解读其对城市空间和经验的影响来采取真正的批评立场。这种文化和批判的视角尤为重要，因为智慧城市既是一种渗透着乌托邦信仰的理想，也是一种具体的城市转型过程。这本书一开篇就考察了智慧城市赖以建立的技术现实，从使我们能够监测基础设施内发生之事的芯片和传感器到连接个人的智能手机。通过这些技术，城市空间似乎被激活了。这种激活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愿景：一方面是以有效的方式引导城市的新控制论的野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参与性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被授权的个人发明了新的合作模式。本书提出未来的智慧城市将是二者相互调整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空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智慧城市是当代数字时代的“空间转向”。基于地理定位和增强现实等关键技术的发展，空间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解释了地图在城市体验的演变中的战略作用。此外，在对智慧城市的一些关键层面的探索中，本书不断地从技术层面转向空间层面，从对现有实验的批判性评估转向一种对集体智慧新形式兴起的推测。在未来，城市将以一种比目前通常所假设的更直白的方式变得更加智能。

前?言?一个新的城市理想

空间化的智能

技术、空间和政治

第?1?章?智慧城市的到来：从流量管理转向事件控制

定义智慧城市

自我实现的虚构

有感觉的城市和可被感觉的城市

海量数据

发生了什么

第?2?章?双城记

新控制论的诱惑

赛博格城市的设想

自发的城市、协作的城市

数字个体

第?3?章?城市智能、空间与地图

增强现实与地理定位

迈向三维城市生活

与基础设施的新关系

利害关系陈述

新的美学

数字时代的公共生活实验室

结?论?智能的挑战

全数字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场景多样化的必要性

公共/私人

从事件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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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从大历史观开场，是阅读皮肯论著的印象。实际上，体会一个学者如何让一个核心概念出场，并使其贯彻始终，是把握一部论著主旨的关键。皮肯的历史意识与主要观点，在《智慧城市》前言段句就得到了鲜明的概括与凝炼：当前“我们的城市正处在一场激进变革的边缘”，这场变革主要发生在智能领域，其“规模堪比当年带来工业化的革命”，且“智慧城市随时准备取代工业时代典型的网状结构城市”。显然，这是一个建基于大历史观视野上的对比，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式的论断，而不是一次“托勒密化”的表述。事实上，这种基于“城市”根本概念的探讨，贯彻了皮肯写作的各个层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网状城市，越是激进地改变了农业时代的城市，越是成为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核心模式，数字革命推动的智慧城市的崛起，就越是具有革命性，越是成为今天的主导模型。对皮肯而言，越是与工业城市建立高段位的对比关系，越是能够显现智慧城市在历史谱系中的重要位置。皮肯明确地绕过了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信息技术与后现代城市，潜在地认为它们是工业技术与工业城市的“托勒密化”，而数字技术与智慧城市才是哥白尼革命。对皮肯而言，这绝非一个科幻小说式的预言，而是长期思考后的判断。对于如何理解数字技术与数字文化对当代世界性质的改变，即到底是“托勒密化”还是“哥白尼革命”，皮肯早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开始了严肃的讨论。他借用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吉再次重申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到底是活在后–现代性中，还是活在超–现代性中？”?如果是前者，则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现代性之后的一个时期，如果是后者，则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强度更高的现代性进程。结合对当代数字文化性质的讨论，皮肯在文章中将这个根本问题具体化为：“数字文化在本质上是否真的不同于已经成熟的现代主义工业文化？计算机真的引领我们来到了全新的世界，还是只是单纯地在延续一个至少从19世纪末起就已经开始运作的强交流的过程？”对此，皮肯深刻地指出，“我们所熟知的所谓信息社会，其实源自政府和大公司分别用来管理社会政策和客户而开发的大规模文档记录技术。”换言之，信息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兴起，信息技术的密集使用，不是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升级的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管理术不断发展的结果，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泰勒制管理术及战争催生的控制论技术的延续性发展，是一次叠加式的改进。20世纪70年代，符号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加强是智慧城市出现的前提条件，但仍是一个过渡阶段。信息技术仍是基于光电模拟逻辑，虽然大规模扩张了对现实世界的符号再现，但仍是符号、物体两张皮，无法与现实世界深度融合。就像文丘里在拉斯维加斯大街上观察到的，现实商业主街仅仅是广告牌与建筑物的并置，大量激增的信息与符号仍需要物质载体。只有数字技术到来之后，符号、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了*充分的非物质化无缝连接与平滑交换，比特彻底取代了原子，透明的、叠加式的电子皮肤才实现了对整个物质城市的笼罩，才实现了资本主义城市生产机器的根本升级。换言之，只有数字信息与数字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才能支撑智慧城市的到来。当数字工业技术引发的底层逻辑的格式化，使得数据取代了信息，在各个层面加密、加速了社会进程后，信息与通信技术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量变引起了质变，即超现代性，而非后现代性，这才是我们现在的命运。超现代性意味着，今天，不存在一个地方，不存在一个时刻，可以逃离数字技术的技术矩阵监控、计算与管理，“我们似乎正遭遇某种通信的超级政权”的治理，以至于全球技术基础设施布局已经成为大国政治竞争的核心。皮肯正是在这种历史意识下，才得出“智慧城市的崛起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样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