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域下的英国短篇小说研究

　　《空间视域下的英国短篇小说研究》：达菲先生孤身一人，生活平淡无奇，毫无冒险色彩：每天按时乘坐电车往返于城郊间上班、下班，每餐都到固定的餐馆用餐，晚上到房东太太的钢琴前弹琴或者在城郊四处闲逛。除了圣诞节和亲戚的葬礼之外，他不被任何社交习俗所支配。他的生活波澜不惊，仅有的消遣就是听一场歌剧或者音乐会。这些无益的消遣使达菲先生邂逅了西尼考太太，开启一段偏离其日常生活轨道的“浪漫冒险之旅”。事实上，这段经历一开始并无太多的冒险色彩。达菲先生与西尼考太太的女儿年纪相仿，西尼考先生以为达菲先生看上了自己的女儿，便力促他来访。西尼考先生经常出航，他们的女儿也经常出去教音乐课，这些都给了达菲先生和西尼考太太独处的机会。这段经历对达菲先生而言也没有太多的浪漫色彩，他寻求的是一个能够分享思想的精神伴侣而非浪漫刺激的婚外情。他们经常在西尼考太太位于都柏林郊外的小村舍中约会。那个与世隔绝的地点满足了达菲先生对独处的追求，但是随着他们的思想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达菲先生体会到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热情，“这种融合使他情绪高昂，抹掉了他性格中的粗棱，使他的精神生活充满了情感”。热烈的感情与达菲先生冷漠孤独的性格格格不入，威胁到他对有条不紊的生活秩序的追求。他随即从浪漫的幻觉中醒悟过来，抽离那段正在将他卷入的情感经历，任由西尼考太太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四年过去了，西尼考太太曾经在达菲先生生活中激起的涟漪逐渐归于平静。达菲先生回到他所熟悉的生活轨道中，继续将自我囚禁在井井有条的房间和循规蹈矩的精神世界中。他生活中的唯一变化是取消听音乐会的娱乐消遣，以避免和西尼考太太相遇。除此之外，父亲的去世，合伙人股份的撤出都未对其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他的乐谱架上塞满了新乐谱，尼采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欢乐的科学》，这些都象征着他的精神逃离，但是它们再也无法激活他的生命热情。在四年的时间里，西考尼太太彻底从达菲先生的生活中消失了，当他们再次相遇时已是生死相隔。一天晚上，达菲先生照常在熟悉的餐厅里用餐，突然看到一篇题为《悉尼广场一妇女死亡：一起令人悲伤的事件》的报道。文章以客观冷静的语气描述西尼考太太跨越铁路线，葬身于机车的车轮底下的事故。这是一起令人悲伤的事件，但是报道的舆论指向却是西尼考太太应该为自己的死亡负全责，无人需要受到谴责。西尼考太太家人的证词也证实了她屈从于酗酒的不良习惯，走向精神堕落的深渊。达菲先生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那则报道，心情起伏变化。他对西尼考夫人的意外去世感到难以置信，无法忍受自己竟然曾经把这样一个缺乏生存意志的人当作精神伴侣。他来到酒馆中，重温他们昔日相处的时光，突然意识到西尼考太太在他离去之后曾夜复一夜独自面对无止境的孤独。达菲先生走在四年前他们一起散步的荒凉的公园小路上，感觉西尼考太太似乎依然陪伴在身旁，对自己断送西尼考太太的生命和幸福产生了自责。在自责和反省中，达菲先生意识到他也已经被生命的盛筵拋弃了，他的余生将被无止境的孤独感包围着，就算他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也无法出现在任何人的记忆之中。都柏林人总是被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在公众生活部分，个人失败扩大到更大范围的社会失败，蔓延到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的瘫痪。《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Ivy Day in the Committee Room”，Dubliners，1914）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威克劳大街委员会的办公室中，民族党党员衣胸襟行佩戴着常青藤叶悼念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帕奈尔，他们正在为候选人拉票。这些严肃的政治活动夹杂着抽烟、酗酒的行为和对金钱的讨论，解构了政治的崇高性。奥康纳从竞选的卡片上撕下一条引火点燃他的香烟，神圣的政治成了满足个人私欲的一种方式。老人将孩子送到基督教兄弟学校上学，希望他能够成为体面正派的人，但他却只学会了胡吃海喝，成为一个小醉鬼。亨奇先生招呼送酒来的小男孩喝一瓶，他毫不客气，一口气喝干了瓶子里的酒。男孩只有17岁，老人感慨这就是酗酒的开始。聚集在办公室的民族党党员们对着瓶口喝起酒来，亨奇先生将酒瓶放在炉架上以打开软木塞子。酗酒的行为贯穿于悼念民族英雄的行动和为竞选活动拉票的讨论中，将政治拉下神圣殿堂。人们认为党派归属并不是他们为候选人拉票的主要依据，拥有金钱的多少才是投票的关键。就像亨奇先生所说的：“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是资金。国王的到来意味着许多资金将流入这个国家。”在这个瘫痪的城市中，政治不再是实现人们的理想和抱负的方式，而是被金钱的阴影笼罩住。对金钱的过度追求将使人们迷失了*初的梦想，《母亲》中的母亲坚持让女儿在拿到演出费用再登台伴奏的做法也葬送了女儿的音乐生涯。母亲基尔尼太太和爱尔·阿布的秘书安排让凯瑟琳为四场音乐会伴奏，凯瑟琳将得到八个几尼的伴奏费。音乐会没有预料中的成功，大厅里的观众稀稀落落，大多数观众都是持免费券入场的。在*后一场演出开始前，基尔尼太太坚持让赫勒汉先生按照合同先支付凯瑟琳八个几尼的伴奏费，否则就不让她上场。大家认为基尔尼太太的做法有失优雅，对她进行了谴责，过度强调艺术演出的商业价值也将断送基尔尼小姐的音乐生涯。就像玛丽，鲍尔（Mary Power）所指出的，“当商业安排的大声叫嚷和激烈争辩使真正的音乐会黯然失色时，都柏林表演艺术的地位也受到了质疑”。演出大厅里的掌声、抖脚声和口哨声混杂在一起，舞台后面关于金钱的激烈争辩，各种喧闹、嘈杂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使高雅的音乐演出成了一场闹剧，解构了艺术的高雅性。艺术的熏陶无法改变都柏林人庸俗乏味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