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如何写作:民族志阅读指南

如何描写人际关系
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作人和词曲作者等都对人际关系感兴趣。当然，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痴迷于“人际关系”， 任何一本光鲜亮丽的杂志都能说明这一点。近藤多林（Dorinne Kondo）对一位日本奶奶婚姻回忆的描写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也是创作民族志的原材料： 她声称，他是一个真正的“明治人”，一个暴君……但她仍然出色地履行了作为妻子的职责……“每天早上，”她说，“我都会在门口送他，帮他穿上鞋子，向他鞠躬，说‘一路顺风’。” 换句话说，她是个模范家庭主妇。但他一走出家门，她就嘶嘶地低声说：“臭老头！” （Kondo，1990 ：133）
然而，尽管有这类引人入胜的例子，学生们还是经常为专业人类学家描写人际关系时冷漠而疏远的方式感到沮丧。“其他人的生活是这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在人类学家笔下变得如此无趣？”是一种常见的抱怨。这是因为人类学家经常以高度抽象的方式讨论人际关系。看看这段对巴索托社会世界中一些核心关系的描述：
当姐姐的儿子想娶妻时，必然会托妈妈的兄弟帮他找到必需的牛，他的舅舅会给一些在他姐姐结婚时收到的牛，或者甚至可能从自己养的牛中给他一些，因为舅舅相信将来外甥结婚时会回赠给他牛。 （Radcliffe-Brown，1979 ：26）
在我们开始阅读民族志时遇到这样的段落，会很容易迷失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任何事物的当地观念中。 另外，在看过电影和小说之后，我们自然会期望在民族志中也获得一些与人物情感或直觉上的联系：这个姐姐的儿子是谁？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对不得不从舅舅那里要牛有什么看法？虽 然民族志偶尔会给我们提供那种个人体会（前面近藤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更经常呈现给我们的是比预期中更疏离、非私人化、不那么直接的知识。甚至那些更个性化、更吸引人的描述也常常被用来论证一些感觉抽象或与日常生活脱节的观点。学习阅读民族志需要熟悉人际关系的抽象思维方式， 以及这些思维方式所隐含的意义。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研究（1）民族志学者如何从更广泛的模式或框架的角度来描写人际关系；（2）人际关系图景在民族志作品中是如何建立和整合的；（3）抽象的关系模式如何成为比较的基础。而且，因为民族志是从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来写作的， 有一套惯例和特定的受众，我们也将探索（4）民族志作者的分析和生活经验之间的距离 / 差异。 民族志学者是如何创造关系情境的
在第二章中，我们展示了民族志学者如何区分特定行动者的特定社会能力，并将其作为情境化过程的一部分来建立某个生活世界的图景。例如，巴特强调网老大在挪威渔船中的特 殊作用，从而展示了那个社会环境的动态特征。现在，一个重要的人类学观点是，任何社会角色或社会能力在本质上都是具有相关性的，这一点乍一看往往难以理解。在谈到社会能力的 “相关性”时，人类学家的意思是这些能力或能动性的形式不可能存在于关系的框架之外。例如，网老大的角色只能存在于船长和船员的关系之中。在这些关系模式之外，网老大的特殊能力或作用毫无意义。把“网老大”从这个背景中抽离出来，我们讨论的这个人就不再是（至少不再是个积极的）网老大，而是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有了不同的能力——丈夫、选民或电视观众。民族志的部分任务就是阐述关系模式，从而让网老大这类人格类型可以被理解或解释。 那么，民族志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社会生活是相关的。从在子宫里的时候、从出生开始，我们就处于各种关系之中，它们塑造或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能力，构成了我们当前和未来能力的基础。作为社会存在或社会人，至少从人类学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被理解为我们关系的总和。这就是民族志学者和小说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小说家通常会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个人、他们的奋斗和动机上，而一个类似的出发点会把民族志学者引向一个抽象的方向。人类学家会从某个或多个生命的直接特征中提取出关键元素，并利用它们来理解和概括看似属于个体的能力和动机的社会性方面。在接下来的例子中，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想让我们忽略法国咖啡馆中一群人的特殊性， 而是考虑他们的互动——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是如何创造出某种关系情境的： 咖啡馆不是男人去喝酒的地方，而是去找伴儿一起喝酒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建立起一种熟悉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搁置陌生人之间普遍存在的审视、习俗和礼仪……在咖啡馆 里，开玩笑这个典型的流行艺术被赋予了完全自由——把一切都当作笑话的艺术……还包括以“胖子”为对象开玩笑或者发明笑话。他总是适合玩笑，因为在流行规则里，他的肥胖与其说是一种缺陷，不如说是一种独特的特征，还因为人们认为他生性善良，预设他能够善意地理解这些玩笑并且看到有趣的一面。 （Bourdieu，1984 ：183）
布迪厄告诉我们，咖啡馆的场景在某些关键方面是与外面的生活相反的。咖啡馆是一个在陌生人之间建立“熟悉关系” 的地方，友好的关系不受礼貌规则的限制。建立这些关系并积极展示它们的一种方式是开玩笑，尤其是“把一切都当作笑话的艺术”。在这种模式中，“胖子”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成为群体成员展现个人幽默的焦点。他的肥胖在咖啡馆中获得了一种在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特殊意义。这是因为咖啡馆的关系模式不同于别处，以及这里把肥胖视为特殊而不是缺陷的 “流行规则”。也就是说，人们所参与的关系改变了表述和行为 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布迪厄要求我们跳出对一个典型的咖啡馆场景（“多么有趣的人物”、“多么无聊的一群人”）的**反应来进行思考。再一次，与小说家不同，布迪厄的分析不是将胖子或者他诙谐的朋友们作为个体来关注，而是作为互动模式中特定的主体。“胖子”的人格在这个模式中具有意义，在模式外则没有。把他放在咖啡馆的关系框架之外，他的人格也会随之改变。事实上，所有的民族志都忙于在关系中确定规律性元素，通常是通过关注一种经详细解释的角色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