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

焦虑和自由
2006年2月，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个中年男人。我们并不认识，但他可能看出我长得不像日本人，就礼貌地问我在东京做什么。我解释道，在做研究，与离婚、当代家庭变迁相关。他紧张地笑了笑，回应道：“我认识的所有男人都很害怕。我们都被吓到了。”我还没有追问，他便主动讲起他对离婚的恐惧——他很担心妻子会不理睬他的意愿，执意离婚。他甚至还没介绍自己，就分享了这些很私密的困扰。向陌生人如此之主动地分享私密困境，是令人意外的；同样意外的还有山口先生极其肯定的态度，他认为这困扰，毋庸置疑，是普遍的。就像他自己怕被离婚一样，他坚信很多男人也在类似处境中——离婚是悬在头顶的剑。随后，我们一同向*近的车站走去，一路上他详细描述了他妻子可能离婚的原因：他俩的爱好和朋友圈毫无交集，同时他常因工作而不着家。这些原因很常见也很真实，只是离婚也很普遍。近来法律有所调整，给妻子在离异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稳定的经济支持。这个巨变让很多和山口先生一样的已婚男子更加恐惧他们的妻子会抛弃他们。
同时，另外一些人在设想离婚时有着完全不同的状态。良子，这个中年妇女边讲她的离婚计划边咯咯笑起来。对她来说，离婚的想法本身就很快乐。良子今年五十多岁，是家庭主妇，已经支持她丈夫工作了二十多年。日本二战后，劳动的性别化分工非常明确，良子女士活脱脱就是那时性别分工的实例。我们才认识几分钟，她便开始说她丈夫一大堆要命的问题。很多年来，她在婚姻中并不快乐，而通过邮件发现她丈夫出轨，成为了离婚前*后一根稻草——或者说几乎是*后一根稻草。在我们**次会面的家庭事务支持小组上，良子女士还没有就离婚问题诉诸法律，但很明显她是乐意这样去做的。当山口先生认为离婚只意味着扑面而来的孤独时，良子女士只要想想离婚后的各种可能性，就能感受到强烈又真实的快乐。在她的描述中，离婚代表着向自由和快乐迈出重要的一步。过去几个世纪中，离婚在日本都是合法的，二战后离婚率或有攀升。但是在21世纪之初，离婚迅速变得肉眼可见地普遍，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形。即使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离婚的人，都在臆想着离开他们的配偶。其中一些把臆想化为行动，把离婚变成现实。另外一些人则开始担忧他们可能会被突然抛弃。这样的恐惧和臆想在大众媒体中也很常见。以离婚为主题的日剧聚集了难以想象的高人气，在年长的观众群体中尤其受欢迎。报纸和杂志也开始刊登各种指导，告诉人们“如何提出离婚/走法律程序”，或者“如何提高婚姻质量而避免离婚”。每日的谈话节目也提供测量婚姻质量的小问卷，并且将答案用年龄和性别分类。这类问卷同时提供提高婚姻质量的小妙招，以便有需要的人（比如中老年男子）在现实中应用（Saitō，2005）。指导手册则会给出更笼统的建议，常见的有《离婚让一些人快乐一些人痛苦》和《绝对不后悔：轻松离婚手册》（Yanagihara and ōtsuka，2013；Okano，2001）。还有一些出版商瞄准了更精细的读者群体，出版了诸如《离婚后的父母和孩子》《我的丈夫是个陌生人》《对男人*好的离婚策略》等手册（Himuro，2005；Okano，2008；Tsuyuki，2010）。政府和市政部门也新建了网站，向民众普及他们应当了解的离婚后权益，女性读者是重点普及对象。想要做婚姻咨询的人们比十年、二十年前多了很多选择。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找到线上或者线下的咨询疗程、支持小组或者专业咨询师。在这个环境中，离婚在大众意识中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有些人在考虑计划离婚，另外一些人则处在担忧、臆想离婚的过程中。虽然像山口先生一样在电梯里和陌生人谈离婚还是有点突兀，但是关注这个话题其实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没有想象的那么极端，毕竟对于离婚的讨论，例如有关离婚带来的风险或者希望，充斥在流行文化、私人关系以及政府的话语中。这本书研究作为个人生活和家庭变迁中的一个阶段——离婚。同时，离婚也离不开变化中的大环境——从前的行为准则、社交合约、隐性允诺都不再是理所当然，但依旧有吸引力。当人们在臆想离婚，或者拯救当下的婚姻时，他们辩论探讨的内容不仅包括如何和他人建立并保持健康的关系，也涉及分离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在这些讨论中，每一个词都是有争议的，从什么能够成就一段“好”的婚姻，到可预见或者不可预见的离婚风险，比如对小孩的影响。在个人层面上，离婚的想法常常会引发关于亲密关系特征的深度思考，比如哪些特征会伤人，哪些会让人有安全感，哪些会产生机遇，或者哪些让人感觉良好。这本书追寻的是一个过程——人们如何在婚姻、家庭关系、生命中看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表达自身诉求时，遇到了怎样的困境。在个体、家庭和国家层面，21世纪之初的离婚潮引发了关于亲密关系中价值、风险、安全感的严肃讨论。人们如何下决心去结束一段关系，以及如何决定结束哪一段关系呢？
本书认为日本男性和女性考虑离婚时，他们常常需要去调和亲密、联结以及依赖等不同方向的作用力，这个过程很艰难。人们试图分析什么原由可以正大光明地结束一段婚姻时，他们发现与联结和依赖相关的问题可以成为依据。联结和依赖对判断亲密关系的质量、安全感，或者更笼统的成功与否有决定意义，但并不提供固定答案。这些讨论反映了多重意识形态在浪漫关系上的交汇，一方面涉及日本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理念，另一方面离不开日益流行的新自由主义伦理观——个人与个体责任愈发重要。日本男人和女人们从这些不同理念中吸收建议，了解如何拥有一段稳固的亲密关系，如何修复有问题的婚姻，抑或如何离开让人不满意的伴侣。但是他们时常处于两难困境，发现不同理念之中的矛盾之处，特别是涉及对亲密关系的态度以及维持稳固婚姻（而不是家庭）的方法。
两性在考虑离婚或者如何避免离婚时，关于亲密关系中的风险与可能性，他们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人们如何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亲密而它又不变得令人窒息？一个人如何能在传统模式不再可行之际，建立有意义、有爱、相互扶持的亲密关系？什么样的亲密模式对于婚姻、家庭，甚至更广义地说，对于国家*为有利？“无联结”在什么时候是一种补救或者营救措施，又在什么时候是自私的证据？用更直白的话说，真的忍不下去时，你会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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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与亲密的形式
我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时，以为已经离异或者快要离异的人们会难过，感到孤独、被抛弃，或者抑郁。当然，我碰到过这样的人，其实几乎所有人都会在这个循环里进进出出。只是，我从来没能设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和我谈浪漫以及爱。与我的预想不同，很多离异的人想要聊浪漫的爱情，包括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浪漫，如何得到它，以及他们对于“好”的浪漫关系的理解是如何随着年岁见长而变化的。这些访谈对象促使我在研究中去提炼“离异”和“浪漫爱情”两者的理论关系。毕竟如果离异是婚姻不理想的结果，浪漫与否可能就是测量的工具。
即使浪漫具体指什么还在不断变化中，时常有争议，学者们也已经把浪漫当作一个理解不同文化中社会关系的平台。具体地说，他们关注一个越来越火的概念，即“心灵伴侣式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也叫有爱的婚姻。这个概念指的是婚姻建筑在“伙伴关系”与“友情以及性满足”之上，情感上的亲密尤为重要，而家庭责任、传宗接代或是其他什么责任感都退居其次（Smith，2009： 163；Simmons，1979： 54）。人们常常把“有爱的婚姻”和现代的自我觉知联系起来，认为现代人应该要求这样的爱。心灵伴侣式婚姻常常是进步个人主义的*好诠释（Masquelier，2009： 226；Smith，2008： 232）。托马斯和科尔（Thomas and Cole，2009：5）提出“得到爱就是得到现代性”。葛雷格（Gregg，2006：158）也把心灵伴侣式婚姻描述成现代性理念的核心之一。比如有些墨西哥人认为，和他们父母那一代的婚姻相比，当代婚姻更“‘好’，因为更自由、更快乐、更让人满足，甚至更有权威性”（Hirsch，2003： 13；Schaeffer，2013： 17）。虽然这些常见的论断都说特定的亲密模式更现代。
沃德洛和赫希（Wardlow and Hirsch，2006：14）认定心灵伴侣式婚姻这种理想标准对男女双方而言，有得也有失。学者们甚至发现即便是在现代婚姻中，“亲属、社群纽带依旧很牢固”（Smith，2009：163）。这可能意味着话语上的变迁没有落到实处。也可能是，想要变得更现代的想法和努力，反而会损害人们的身份认同、在社群中的地位，甚至是身体健康（Collier，1997；Hirsch，2003；Smith，2006）。因此针对浪漫关系的研究发现，不同浪漫形式和操作中的想法其实是现代性认同的体现，这些想法本身可以带来更多自由。同时，研究也具有批判性，把这样的亲密关系放到了权利与不平等的研究框架中。虽然很多人认为浪漫爱情体现了个人选择以及现代性，但学者进一步挖掘两者关系，质疑任何把爱情与自由画等号的简单想法。
每时每刻的决定中，人们不仅考虑是否要亲密，还有如何表现、感受亲密。在当代日本，不同的亲密形式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但这些表现出的差异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感情存在与否。比如，情侣间可能在公开场合秀恩爱、牵手、亲吻对方、说甜言蜜语。然而这些行为可能让其他在场的情侣感到极度尴尬，只想回到私人空间里再亲热。由此延伸，我们可以想象有的情侣认为行动比言语更能表现亲密，甚至有些人在私人空间里也说不出“我爱你”这样的话。所有这些情侣可能都爱着对方，彼此之间也足够亲密，但是表达方式迥异。一个局外人可能觉得有些情侣看上去比另外一些更亲密，事实上到底有多亲密很难判定。更重要的是，伴侣间可能对于如何表达情感有不同看法，从而引发矛盾。
新世纪之初，大家在讨论如何提高婚姻质量、避免离婚时，一个核心内容是亲密形式的变化。具体问题的争论总会转移到天差地别的亲密形式上，不论这个问题是稳固婚姻的条件，还是离婚原因的标准。熟年离婚进入公众视野时，大家震惊的部分原因是，这个现象其实是在公开谴责整个战后时期亲密关系的标准行为，而这种标准行为曾经对国家经济复苏有着巨大的贡献。复苏之后，人们对于这种亲密关系的唾弃似乎并不只是表达自己的偏好，而像是从根本上否认——从前的亲密形式已经过时，问题重重，风险大。由此我们看到，感觉上很私人的亲密形式其实也反映了社会变化，加剧了政治经济的变革。
缺乏安全感时代中的亲属关系
针对亲密关系中损益的讨论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新自由主义不断攀升的人气，它的影响已经从政策、经济改革等阵地转移到了私人关系。新自由主义，由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提出并发扬光大，是一种推崇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强调个人通过市场创造财富。1947年朝圣山学社（Mont Perelin Society）把这个概念具像化，将其设定为对经典自由主义的回应。经典自由主义强调无为，不干预，市场才能“自由”。与经典自由主义相对，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不是制度上的羁绊消失后就可以自然发生的现象。正相反，政府应当主动地通过政策推行私有化，大量减少监管，容忍高失业率，来培育市场。新自由主义标准促使政府支持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默认个人责任而不是集体责任。所有这些都是建筑在自由、选择、个人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上。实际上，这类政策增加了工人们面临的风险，同时又让工人对新增加的风险负责：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你被炒鱿鱼是你的能力问题（Gershon，2017；Lane，2011）。新自由主义不给需要的人提供福利，只强调字面意义的自助。不论赶不赶得上变化，人们只能靠自己。*好的情况是，政府鼓励公民/劳动者对自己负全责，把这个当成自由。*坏的情况是，政府大规模减少公共支持，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谴责那些跟不上变化的人。
新自由主义在学界成了人气很旺但难以界定的研究类别。有人觉得这个类别太广，没有具体界定，因而派不上用场。然而许多人类学家研究了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政策和治理的方式与结果（Ganti，2014：100）。约翰逊（Johnson，2011）研究“卡特里娜”飓风后政府的行为——美国政府对于飓风的应对刚好可以视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与种族、阶级不平等的交汇，在此之下*穷的社区反而什么都没有得到。在新自由主义伦理观中，对自己都不管不顾的人是应当被放弃的。这种观念加深了某种固有观念：有些人、有些“自我”，就是不值得的。同理，有些地方政府在产业私有化过程中解雇工人时，用的也是“自立”这样的说辞。政府只提供心理疏导的服务，帮助人们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对自己的成败负责，而不是直接提供新的岗位或者继续从前的福利。政府把个人主义说成“自立”，从根本上改造了这个用来描述集体力量的词汇（Yang，2015：68）。除了这种个体责任的说法，新自由主义还认为成功的人都发展出原子化、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自我。“新自由主义下的理想自我能够不断快速适应环境变化，预估到市场需求，转化自己的能力和技巧来适应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