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边界制定:制度、权力与网络:institutions, power, networks

**章 导论 迈向族群边界制定的比较分析 过去关于族群性（ethnicity）的辩论大多是在二分法的框架中展开的。“原生主义者”（primordialists）指出，族群共同体的成员身份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代表着社会世界的一个给定特征；而“工具主义者”（instrumentalists）则认为，个人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不同身份认同之间进行选择。“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s）断言，族群文化和族群认同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保持稳定；而“情境主义者”（situationalists）则表明，个人如何依据情境的变化逻辑来认同不同的族群类别。“永存主义者”（perennialists）坚称，族群性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稳定的社会组织原则之一，许多族群共同体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与之相对，“现代主义者”（modernists）则将族群性的突显归因于过去两三百年以来民族国家的崛起。有些学者认为族群性是一种具有强烈心理根源的“群体认同”，而与之对立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族群差异主要是由个人或集体行动者不断变化的“利益”所驱使。 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试图调和这些立场，并达成理论的综合（McKay 1982；Bentley 1987；Keyes 1981；G. M. Scott 1990；Nagata 1981）。但到90年代末，建构主义、工具主义和情境主义相较于本质主义、原生主义和永存主义分别占据了优势，不过，本质主义、原生主义和永存主义这些相反的立场今天仍在被表达，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请参见Roosens 1994；Hirschfeld 1996；Gil-White 1999, 2001；Darden 2012），但它们不再主导着主流话语。当今文献中对族群性之“建构性”“竞争性”和“偶然性”特征的常规引用以及同样常规的对原生主义的无谓批判，都证明了建构主义的主导地位（*近的研究，请参见Brubaker 2009）。 根据这一建构主义共识，研究者应当研究认知的类别或差异的话语，而不是族群（ethnic groups）；概述一个族群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后来是如何解体的，而不是描述它是如何沿着历史的道路前行的；研究对文化差异的不同主张，而不是观察一个族群文化的日常运作。今天很少有学者敢于主张族群文化和族群认同的给定性（givenness）、跨情景稳定性（transsituational stability）和深植性（deep-rooted）特征，尽管这些观念在美国大学的族群研究系中以及在碰巧偶然涉及族群现象的经济学或哲学的非专业研究人员中仍然很普遍。 本书概述了这一建构主义共识的主要内容，并对其假设和成就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然而，与此同时，本书试图通过为如下问题提供更精确的比较分析来超越这一共识，即如何以及为何族群性在某些社会和环境中重要，而在其他社会和环境中却不重要；以及为何它有时与不平等和排斥、与政治显著性和公共辩论、与持久忠诚和强烈认同相关，而在其他情况下，族群性、种族和民族性（nationhood）并未构造（structure）资源分配，很少引发政治热情，并且只代表着个人认同的次要方面。到目前为止，建构主义者的学术研究在对族群差异所发挥的这些不同作用的比较性阐释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