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子规啼

教育者的真功夫是“读懂人” ——福禄贝尔《人的教育》读后感 弗利德里希·福禄贝尔是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家，在世界上被称为“幼儿教育之父”。他首创的幼儿园成为全世界幼儿教育普遍的重要形式，并创立了独立的教育学科分支——幼儿教育学。1817年，他按照新的教育思想创办了凯尔豪学校，在办学的若干年内，他写了很多有关人的教育文章，并于182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人的教育》一书。约翰·裴斯塔洛齐是瑞士著名教育家，也是世界伟大的三位民主教育家之一，而福禄贝尔在办学的实践中，力求实施裴斯塔洛齐关于自然发展的教育原则，目的是培养“自由的、自觉行动的、有思想的人”。 《人的教育》是一部世界教育经典名著，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中译本出版，我不止一次阅读过这本书，它对我认识教育的本质，指导我进行教育改革的实践，都起到过指导的作用。我认为，每一个教师和为人父母者，都需要阅读这本书，它是一本教育启蒙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明白教育的真谛，另一方面能够避免许多不应该发生的教育悲剧。 绝大多数在学校工作的人也许并不真正知道学校是什么，学校应该是什么。但是如果读过了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我们就会茅塞顿开，从而认识到学校的真正功能。福禄贝尔认为：“要明确阐明这两个问题，必须进一步了解如下真理，即：儿童作为一个人，不仅应教给他学习对象的本身，而且还应教给他关于学习对象有关的知识，否则，教也好，学也好，都是没有思想的游戏，它们对人的头脑和心灵、精神和感情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他是*早提出教育应当是思想游戏，而不仅仅是知识游戏。从根本上说，教育*重要的功能是训练头脑、滋润心灵、培育感情和激励创造精神，这些都比单纯地传授知识更为重要，可是中国学校教育在唯分数论的主导下，却把这些心灵教育的内容都忽视了。 在讲到高等教育时，福禄贝尔认为：“高等学校的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很好地进行观察，即打开学生获得外部和内部知识的心灵的眼睛……高等学校将重新成为它们应当成为和想要成为的那样，即成为认识*高精神真理的学校，成为学生自己的生活和在行动中体现这种真理的学校，成为智慧的学校。”福禄贝尔的教育理念是非常超前的，他认识到智慧是人类*高的目的，是人*高尚的自觉行动，无论是教育自己或是教育他人，都必须以这个目标为*高理想。 人是教育的中心，教育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人进行的，他们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宿。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读懂人”，这是做好教育工作的真功夫。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读懂人”呢？我们的祖先造字时，“人”字只有两笔画，一撇一捺、一高一低、左右支撑，虽然字形非常简单，可是其蕴意却十分复杂，要“读懂人”的全部意义甚是不易。我积六十多年教育实践的体会，窃以为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刻解读人的深奥秘密，唯有如此才能是成功的教育。 首先，人是万物之灵，是世界*宝贵的财富，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每一个生理发育正常的人，都具有创造潜力，这是“读懂人”的核心。教育的*高目的，就是启迪人的智慧，开发他们的创造力。我研究创造教育三十多年，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撰写和出版了《创造教育书系》，目的在于推动实施创造教育，开发人人与生俱有的创造力。 其次，人是灵与肉的生命体，他们有情有义，有善恶是非，有自信和自尊。无论是孩子的父母或是学校的教师，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受教育者当作“独立的人”看待，他们既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也不是教师铸造器中的原材料。这是育人与造器的本质区别，不得以任何借口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和人格，也不得剥夺他们应该享受的童趣、快乐、民主、自由、选择权等。基于这些思想，我在20世纪80年代主持武汉大学工作时，打破了各种条条框框，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允许学生自由恋爱，允许自由选择专业，自由转系、转校，提倡自学和允许学生不听课，修满学分可以提前毕业，校外自学成才的青年通过考核录取到学校插班学习等，从而营造了武大自由之风劲吹的黄金时代。 再次，只有真正“读懂了人”，才能因材施教。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在游学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但是，实施这一原则的前提是要充分了解受教育者，对他们的个性、爱好、优点、缺点、智商和理想等，都必须了如指掌。实事求是地说，在精英化教育时代，因材施教是可能的，而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都是巨无霸型的大学，教师不仅不了解甚至不认识学生，完全没有可能实施因材施教，所以就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因此，我认为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学校应当是并存的，只有采取一对一的精英化教育，才有可能实施因材施教，也才能培育出杰出的人才，并成为培育大师成长的沃土，这是我国跻身于世界先进学术之林的需要！ （本文发表于《书屋》2016年第2期） 大学是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一词，*早是由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布朗率先提出的，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他给出的定义是：学术共同体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目标或兴趣，并遵循一定规范而构成的群体。大学中的教师与学生，以及与校外的学者，通过学术而连接在一起，于是就组成了学术共同体。大学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是从事学术研究与传播的主要场所，也是学术真理诞生的园地，因而*能够体现学术共同体的特征。 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是学术，因而透彻地了解学术、学术任务和学术精神是非常必要的。在我国古籍文献中，“学术”一词早已有之，只是古今的含义却相去甚远。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是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开始使用的，这与西学东渐是有密切联系的。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 国初年这两个时期，欧美国家的各学科知识，诸如哲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美学和应用科技等大量传入中国，对我国学术思想、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学”与“术”之别 “学术”一词是由“学”与“术”二字组成的，它们在字义上是有区别的。我国清末民初的思想启蒙家、翻译家严复对“学术”二字注疏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梁启超先生也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他们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学是指科学理论，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基础学科；而术就是应用技术。 可是，现在实际上并没有把“学”与“术”分开使用，而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使用的，其意义更接近于西方的学术概念，是指系统的学问。英国高级牛津词典的解释是：与学校、学院、学者式的、仅仅注重理论兴趣，而非技术或实用的学问（of school,college etc, scholarly,not technical or practical,of theoretical interest only）。在这里，“学问”与“学术”可以视为同义词。“学问”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是指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已知的、未知的、首创的和系统知识。“学术”一词应用十分广泛，由它又衍生出许多专有名词，如学者、学术职称、学术刊物、学术界、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学术观点、学术诚信、学术规范、学术争鸣等。 从本质上说，学术是没有国界的，这正如“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所言明的精神。这句话都认为是清末启蒙代表人物梁启超提出，但实际上*早是出自于明朝《李氏焚书》一书黄节的跋语。“公器说”的观点，历来被我国古时学者所推崇，古人做学问的态度是：“求学问道，贵在乐我乐及人之乐。”宋朝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做学问就是秉持“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不垄断、不自私、不掠人之美。在欧洲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初，一个学者如果做出了一个新的发明，他们会立即到大街或广场发表演说，将自己的发明与公众分享。那时，既没有保密的限制，也没有专利法的保护，所以古时候的科学发展与传播都很快。世界*早的专利法15世纪初诞生于威尼斯，随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各个国家。专利法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起到了保护发明人的权益，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学术的交流与发展。 2.无条件地追求真理 学者是学术的主体，学者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追求真理，那么什么样的人堪称学者呢？这里不妨引用德国现代社会学创始人马克斯·韦伯的话予以说明，他认为：“没有这种被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靠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这就说明，学术研究是一场冒险的赌博。如果没有为学术而活着的精神，是没有人能够忍受这种寂寞和清苦的。 现在，一般是把学术研究当作纯科学（pure science）。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罗兰的《为纯科学呼吁》这篇文章。这是他于1883年8月15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的演讲，在美国曾经引起了强烈震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应用科学，纯科学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了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不重视纯科学研究，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也致使我国科学理论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 什么是纯科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一看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与夫琅和费协会的分工就一目了然。按照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的说法：“前者是在已有的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而后者是创造作为研究平台的知识。”换句通俗的话说，那就是纯科学研究是回答这是什么，或这是为什么，而应用科学研究则是回答这有什么用处。 纯科学也常常称为基础科学，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人类长远的福祉，也就是为了追求永恒的真理。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既要能忍耐在“象牙塔”的孤独，又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安贫乐道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踽踽独行。格里戈里·佩雷尔曼就是这样一位数学家，他是俄罗斯怪异的天才数学家，16岁获得了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奖，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斯提克罗夫数学研究所工作。从2002年开始，他先后写了三篇文章，从而证明了困惑世界数学家近百年的庞加莱猜想，因而他也名至实归地获得了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 但是，对于这个人们梦寐以求的荣耀，他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冷漠态度。为了说服他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参加授奖大会，世界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约翰爵士甚至亲自飞到圣彼得堡，用了两天时间说服他赴马德里接受颁奖，但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需要。”其实，在这之前，他还拒绝了多个奖项，包括奖金100万美元的克莱数学奖。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些天才或学痴们的怪异特点，他们淡泊名利，只关注他们的学术兴趣，追求学术真理才是他们所需要的。 3．独立自由的治学精神 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东南侧，矗立着一座王国维墓碑铭，这是在他沉湖遇难两周年时，原清华研究院的同人感怀思念不已，特立碑以永其念。碑铭是国学大师陈寅恪所撰，碑铭*后几句话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在这里，陈寅恪先生把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提高到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光的高度，可见它们对学术研究是多么的重要啊！ *近几十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广泛流传着陈寅恪所撰碑文的这两句名言，说明它们获得了人们普遍的认同和向往。可是，我国现实的学术环境与这种精神是不相容的，既没有这样敢于践行的学者，也没有保障它们行使独立自由权利的法治。那么，为什么独立自由对于做学问是如此重要呢？雅克·德里达（J·Jacques derrida，1930－2004）是法国*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世界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于独立自由的重要性是*有发言权的。他曾经明确地提出：“大学的独立、自由到什么程度？大学不仅相当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他还说：“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应当承担起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态的主权形态。” 我国科学理论落后，重大原创性的成果寥寥无几，这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软肋，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说就是缺失了做学问的独立自由精神，没有分清楚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界限。特别是功利化的思想，在学术研究中还有极大市场。试问：在论文至上主义的导向下，学者们都忙于发表论文，评选高级职称，积极申报成果奖，有谁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躲在“象牙之塔”穷究永恒的真理？有人感叹地说：如果陈景润活到今天，他不是评不上职称，就是被下岗。我国一所重中之重的大学校长，公然提出学校的研究要上主战场（指为经济服务），这是明显以功利化思想指导重点大学的研究，完全背离了研究型大学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宗旨，这无疑是对科学的背叛。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德国*具原创性的哲学家、思想家，她尖锐地指出：“当大学决心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德国教育部部长鲁斯特于1936年在海德堡大学100周年校庆上说：“不承认、不依赖、不抱任何偏见是科学探索的基本特征。” 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所能够与世界著名大学比肩的一流大学，世界著名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把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作为一个学术方针，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并且千方百计地营造这种学术氛围。我们要让广大的学术研究者们消除思想顾虑，毫无后顾之忧地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原创性的成果只生长在自由的园地里，相信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催生出一批原创性的重大成果。 4．当代学术研究潜在的危机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人们没有创造出任何原创性的学科，个人要想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也更加困难了。因此，自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未来的发展，普遍存在一种悲观情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负责人基思·西蒙顿在《自然》杂志上评论文章，他认为：“正如命运多舛的渡渡鸟一样，科学天才已经绝灭了。未来的科学进展可能建立在已为人所知的事实上，而并非需要对现有知识的基础做出改变。” 17世纪被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称为是天才的世纪，此时期曾经涌现出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天才科学家，如法国的业余数学之王费马，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儿，多才多艺的科学家帕斯卡；英国的数学和物理学家牛顿，物理学家胡克、化学家波义耳，天文学家雷恩，哲学家培根，戏剧家莎士比亚，医学家哈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数学家莱布尼兹、哥德巴赫，画家鲁本斯；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利略，画家卡拉瓦乔；荷兰的天文学家惠更斯，画家伦布朗；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等等。 同样的，19世纪也是天才人物璀璨的时代，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三大发现，这个世纪堪称“科学的世纪”。这三大发现是：细胞学说于19世纪30年代，由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所创立；生物进化论由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创立的；而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由英国和德国的物理学家共同创立的，他们是英国的焦耳、威廉·汤姆生和德国的达尔与赫尔姆茨。这三大发现引起了科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从而带动了其他学科和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 20世纪*伟大的发现，当属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由詹姆斯·沃森、弗朗西斯·克拉克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以及信息论、控制论与系统论的创立，它们带动了物理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深刻革命。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被称为“老三论”，分别是由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数学家香农，美国数学家罗伯特·维纳和奥地利裔美国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所创立。这些重大学说的创立，与历史上任何一项发明相比都毫不逊色。可是，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却失去了平衡，以至于到了21世纪，技术领域的发明似乎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却少有根本性的突破。 我始终认为，天才是不会绝灭的，只是现在失去了天才滋生的土壤。同样的，是否像有些预言家所说，科学重大发现都已经做完了呢？我认为宇宙中未知的事物比已知的要多得多，只要我们找到认识未知事物的方法，就会做出新奇的重大发现或发明。但是，为什么现在却少有重大的科学发现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当今学术研究存在的潜在危机。就中国而言，造成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三点：**是功利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极度追求财富的欲望绑架了绝大多数的学者，现今少有安贫乐道做学术研究的人了；第二是浮躁情绪越来越严重，信奉“板凳一坐十年冷”和“十年磨一剑”的学者越来越少了；第三是象牙塔已经坍塌，少有人再心甘情愿地“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更是鲜有“皓首穷经”追求真理的学痴了。对此，英国一个记者采访后极为感叹地说：“现在，大多数中国学人习惯于安身立命，耐心地等待直至晋升到更高的职称。在中国没有学术独立、自由，往往是以政治代替学术，领导就是学术的评判官。” 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应当从这些批评中吸取教训，正视我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要摆正重点大学学术研究的方向，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学术共同体的使命。我们应当摆正科学与技术的地位，采取果断的措施，大力支持那些短时间看不到应用前景的纯学术研究，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摆脱我国基础理论研究落后的局面！ （本文发表于《书屋》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