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性格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发布逊位诏书：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以外观大局，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此日，即为中国之民国时期的元年端日。
该诏书词语衷切、表意恳恳，文言白话搭配妥当、不卑不亢，可谓一篇公告式美文。
先是，袁氏已由资政选举为总理大臣，由其协调各方势力，亦顺理成章。
当时之中国，又有哪几方势力呢？
其实，坚决要以军事行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核心力量，无非以孙中山、黄兴为一、二号领袖人物的革命党同盟会。同盟会中的著名人物首推蔡元培、章太炎。阎锡山亦是坚定分子，曾倡议培训一支“铁血丈夫团”，深获孙中山支持与信赖，并受孙之命潜回山西发展“同志”相机起义。同盟会已在南方各地起义数次，皆以失败告终，牺牲惨重，如广州七十二烈士，如浙江徐锡麟、秋瑾之英勇就义。故革命军与清廷不共戴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武昌首义成功，各地义军，纷纷响应。后初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或能担起保卫清廷重任的，唯袁世凯的北洋军而已。其他封疆大吏，皆按兵不动，对清廷既不再效忠，也不雪上加霜。对“革命军”既不相助，也不阻挡。坐山观虎斗，心机一样，都企图割据“自治”，无非都企图像战国时期那般自立为王。 袁世凯也并不真心保皇，不愿在与革命军的殊死较量中拼光了军队，因而丧失政治资本，自忖那样的下场*为不好。故入朝禀报战局时，当皇后问何以能使她及少皇溥仪生命无虑时，他毫不迟豫干干脆脆地回答：唯有退位。
有时人评论曰：革命军之前仆后继，不抵袁项城寥寥数语。
此评未免夸张——没有革命军之前仆后继，袁项城又何出斯言？
但，袁的作用，确乎意味着逼宫迫退。双方千万军士，当时可延一死也。客观言之，此亦大德——尽管他有自己的算盘。流血的时代激变关头，拥兵十几万者，站队的抉择，联系着身家性命，不为自己考虑的人，毕竟是少数。
而那时的青年陈独秀著文厉语曰：1912年前所生之国人当死！1912年后之国人初生！
他的话的意思是，每一个国人，都应自觉地在人的进步方面，与清王朝一刀两断。
往后的事，不必细述。知者已知，不知者不知也罢。
下边所议，主要也是扼要地归纳文化思想力对那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影响作用。
梁启超自言读龚自珍诗文时，有“如受电击”之感。而历朝历代之文官、文人士子中忧国忧民者，其振聋发聩之声，辄几能真被皇帝们郑重对待过呢？所以他们诗文中的慷慨悲歌，往往也成为一个朝代行将灭亡的挽歌。大抵如此。区别仅仅在于——或者那挽歌“唱”得略早一些，或者边“唱”边见其大势已去，瓦解在即，不可救药了。
梁启超追随康有为疾呼改良迫在旦夕之时，大清运象更加衰朽，亡兆显明矣。